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大学》“格物”解平议

探求“格物”本义 ,不仅必须遵循以同时同类文献相证的治学方法 ,还要了解古人心性修养的认识论特点。在众多的解释中 ,章太炎之说较能切合经义 ,曲尽本原。其失在于“诚意”下衍出独立的“慎独”义 ,将其提到与八目相同的地位来看待。饶宗颐之失是未能严格将以经证经的原则贯彻始终。表现有二 :一是以二歧之说解经 ,笼统言之 ,不悟其矛盾之处 ;二是牵引他说 ,增添经义 ,未能紧扣本经。裘锡圭以所谓战国时代新的认知思潮来解释“格物” ,是不符反映唯心认识论的“格物”本义的。     

张九成对《大学》致知格物的心学诠释

自朱熹将《大学》结构分为经传两部分,并为"格物致知"补传,由格物至平天下的八条目便逐渐成为对《大学》修养次第的通行解读。张九成作为理学向心学转化阶段的重要思想家,以本心天理作为构架自身思想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他对《大学》八条目的结构分析和思想解读颇具特点,由致知、格物、知至到治国、平天下共九个条目,均统摄于"致知"之下。"致知"作为《大学》修养工夫的核心,其意涵是体认本心之理并将其推至到事事物物。张九成对致知格物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上承道南学派、下启陆王心学的时代特点。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修史者奉为圭臬,而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往往据为准绳。 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     

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

在阳明后学"蹈虚"和西学东渐"重实"的思想背景下,明清之际儒家学者对传统"格物"说进行了重新诠释,试图以此会通中学与西学。其代表性人物方以智折中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说,以"格"为能格之物和所格之物的心物交格,以"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三者而一的天理,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均纳入到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氏的这一格物观,使其一方面注重吸纳西学中合理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以"质测"与"通几"互藏观扬弃西学,特别是批判天主教神学,从而保有儒家的价值关怀。     

太极VS创造性——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陆九渊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四书>是陆九渊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资源.其”心即理”的本体论、以”发明本心”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格物论、义利说的提出与建构,都是以<四书>思想资料为依托的.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从朱熹到王阳明:宋明儒学本体论的转向及其基本路径

传统儒学本体论和其他传统本体论一样都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其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相统一的转向。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实际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达到了宋明儒学的形上学高峰。     

从“关系”的思维模式来探索朱熹宇宙本体论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关系范畴”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近代以后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受到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 ,而以西方的思维模式来说明理学的范畴 ,最终丧失了理学本来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因此 ,本论文要论证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共相”和“殊相”不能说明朱熹理学的本来意义。本论文试图用“阴阳 ,动静关系”范畴来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 ,说明阴阳两个体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个体性 ,而另一方面也维持相生的整体性 ,并进一步说明个体必须以整体为依归 ,整体必须以个体为前提。     

论《中庸》之"中"的三位一体性

三位一体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明显特征，也是其高明之处，本文以《中庸》之“中”为个案，具体分析了三位一体性的涵义，子思所作《中庸》篇讲“中”是天下之大本，“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在于《中庸》之“中”不是一个意义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即本体即认识即境界的三位一体的命题，即“中”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认识意义，同时还具有修养论意义，本体论意义是基础性，本源性的，认识论意义是过渡性，中介性的，修养论意义则是归宿，终点，是前两者在更高环节上的统一。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

儒家重视教育、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又被称为儒教。儒教就本来的意义说,是指儒家之人伦教化,教育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兴私学,办教育,自孔子始儒家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并保留下来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教育是成德之教,首先要成就的就是一个“成人”,而不是具有某方面技能的专家。但成德之教归根到底是每个人自身的事情,儒家虽重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启发式教育,但更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我修养,此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教”。历史地讲,儒学或儒教并非宗教,但在人文教化中所…     

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诗言志:儒道两家的理论脉络及其比较分析

一定的文学本体论总不免在一定的哲学本体论的笼罩之中;任何概念都有其不可推移的定性。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莫过于儒道两家,二者尖锐对立,却都认可诗言志说,然而儒家之志与道家之志大相径庭、这又是最明显的事实,究其要源,则不得不上溯到各自的哲学本体论去。 儒家之志是一种入世之志。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痛心疾首又执着于人生,以改造     

论朱熹“中和”学说的理论意义与现代价值

“中和”问题是儒家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上来源于《礼记·中庸》。《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告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对人生的存在结构的揭示。“致中和’嘱于人生的修养实践过程,因而,中和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如何理解“中”与“和”？如何“致中和”？朱意的理学本体论就是从体悟中和问题开始的,其“中和新说”的确立是其思想成熟的标志。正是在“中和新说”的基础上,朱震提出了“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架构和“居敬”与“穷理”相结…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思想的精神,其理由是：方东美对孔 子后从孟子直到当代新儒家整个儒家传统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否定的态度,而 他对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不仅全无批评,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热烈的歌颂; 方东美是依据道家的开放心态来批评宋儒的固陋狭隘的心量,批评儒家以“道统”观念排斥异端;他 认为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哲学与艺术的综合融贯,在艺术才情上儒家不如道家;在他看来,讲哲 学就要讲本体论,而且更得讲超本体论,儒家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道家则既讲本体论又讲起 本体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灵魂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他追求的是道家的精神境界,自觉地在思想上。 精神上和艺术才情上与道家思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