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基督教的校园传播及政府对策

北洋政府时期,基督教在校园的传播发展迅速,基督教不仅通过教会学校进行传教活动,而且还积极在公立学校传教。北洋政府时期对私立学校主要通过注册等手段加以限制,对公立学校则通过各种法令予以管理,但缺乏明确的态度,因而效果很差。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20年来,学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严锡禹:唐代的圣经译述

正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     

西方基督教早期对华出版事工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从1798年起,就着手把《圣经》译成中文,并雕刻出一整套中文活字。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量办报、出版书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历史不容篡改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Ｐ．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历史不容篡改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     

美部会早期在东南亚及当地华人中的传教活动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初期,受禁教政策的限制,大量活动于中国的边陲地区。经过雅裨理的考察,美部会开教于东南亚,主要包括暹罗、新加坡、爪哇岛及婆罗洲等地。美部会通过印发宗教书籍和册子、开办诊所施药治病、聚集民众宣讲福音以及开办教会学校等方式,传教于东南亚以及当地的华人移民,以期间接对中国施加基督教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上述传教方式均遭遇了困境,传教活动未能达到预期。鸦片战争后,美部会逐渐将传教力量转移至中国本地,其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南亚地区是美部会乃至整个基督教团体早期对华传教的跳板和后方基地,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部会针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传教策略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L.Pickens,Jr.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ElizabethZwemerPickens)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D r.Samuel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梅益盛先生曾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年)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来福州传教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多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描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逆行与承继: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

海外华人坚守"叶落归根"、"祖先崇拜"等传统观念,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并不多。遥远的新西兰淘金华工与基督教的经历,呈现了中国基督教史上特殊面相之最。淘金华工信仰基督教引发了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和拓展行动,确定华工的广东故乡作为新传教地区,逆性"回向"地开拓传教地区,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惟一一例。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华侨信教人数竟高达1/5强,堪称海内外华人信仰基督教比例之最。传教士与华侨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华侨得偿所愿最终留居新西兰提供了重要帮助。通过宗教,打破了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封闭和孤立状态,成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     

探索我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之路

大力宣传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神学，简单地说是关于神的学问。历世历代、不同地域的基督徒都结合社会、文化的变迁，对自己不变的信仰做出适时的思考和理论的阐述。神学思想建设是基督教的基础建设，没有它，信仰不能系统化讲解；教会也没有理论指导。 神学思考既是普遍的、必然的，为什么中国基督教现在要特别把它提出来予以推进？这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分不开。 近代中国基督教１９世纪从西方传来，不仅在组织上、经济上受外国差会控制，传教工作也多由外国传教士担任。那些传教热情很高的传教士，在本国向外扩张的文化氛围的熏陶…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国际动态

柬埔寨禁止当街传教 1月1日，柬埔寨宗教事务部最近发布公告，禁止基督教团体在柬埔寨当众进行散发宗教宣传品等传教活动，以避免发生宗教冲突，破坏社会安定。公告指出，一段时期来，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到柬埔寨居民家叩门传教、散发宗教宣传品，并宣称“上帝来了”。这是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和对他们隐私权的侵犯，必须加以禁止。柬埔寨宗教事务大臣谢萨伦说，柬埔寨是个佛教国家，一些基督教组织派人在金边挨家挨户进行宣教活动，要求居民信仰基督教，这种行为已引起柬埔寨人的反感，容易引发宗教冲突。 …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1920年代美国圣公会湖北教会学校登记始末

收回教育权运动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本文主要关注湖北地区美国圣公会教会学校登记的始末问题,发现该会在鄂湘教区的所有学校最终于1931年12月完成登记手续,这是以吴德施和孟良佐两位主教为首的传教士选择调适政策以适应中国形势的结果,其中还牵涉不同传教区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差会之间的张力。而登记之后学校对基督教学校定位的捍卫和坚持,表明教会学校本土化是一缓慢的进程。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