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森纳《论灵魂》核心理论对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以阿维森纳(或伊本·西那)的《论灵魂》为例，本文从有关灵魂的定义、灵魂的本质及其存在性、灵魂的功能、灵魂的永恒性诸方面，具体阐明阿维森纳的灵魂学说对亚里士多德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阿维森纳沿袭亚氏的“属+种差”的方法，将灵魂区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的灵魂”;阿维森纳把人所特有的灵魂，即不同于动物和植物的灵魂，称为“理性灵魂”,进而依据其“行动的功能”和“认知的功能”分别称其为“实践理智”(■amalī,practical intellect)和“思辨理智”(■speculative intellect);并指出实践理智在其所有活动中都需要身体以及身体的各种功能的参与；而思辨理智并非总是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身体及其功能，它有时是自足的。阿维森纳在亚里士多德“心识(理性灵魂)”和“现实灵魂”以及灵魂的永恒性观点方面，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和发展。     

中世纪理智之争的根源及其内容

中世纪因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而引发的阿奎那与阿维洛伊主义者之间的理智之争,是西方神学与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一争论的根源,虽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对理智性质的歧义性解释,但终极根源则是由于阿那克萨戈拉所设定的"理智"范畴与古希腊传统"灵魂"观念构成的张力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理智的性质之争,关于理智和灵魂的关系之争,亦或"理智"究竟是作为身体形式的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论独一理智——驳阿维洛伊主义者

托马斯.阿奎那与阿维洛伊的理智学说之争是中世纪神哲学史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学术之争。本文是阿奎那对阿维洛伊理智学说的一次清算。阿维洛伊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可能理智称作物质理智,宣布理智是一种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而且还宣布这种可能理智为全人类所共有的独一的理智。阿奎那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物理学》和《论动物的产生》等论著,针对阿维洛伊的上述观点,强调指出"理智是灵魂的一种能力,而灵魂则是身体的形式或现实",从而昭示出他们两个的理智学说在神学信仰和"哲学原则"方面的根本对立。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由抉择论"评析

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不是第一位以"自由抉择"为题来讨论人的自由的经院哲学家,但是在基督教哲学史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最为全面和完整,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意义拓展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有效地调和了当时经院哲学内部的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之争,而且成功地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论中引申出自由的判断与自由的选择相结合的"理性意欲说",从而使人的自由"在内容上成为意志的行为,在形式上成为理智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论目的、功能与幸福 ——对包容论的新辩护

在著名的"功能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符合"最具目的性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学术界围绕该定义的理智论和包容论之争,根源在于"目的"概念的双重意涵(整全和终极)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尼各马可伦理学》I.1-2和I.7关于目的、功能与幸福的阐发的分析,可知亚里士多德在"功能论证"中采用的目的概念更加强调其整全而非终极的意涵,因此,该论证最终得出的幸福生活应该是具有整全的实践视野的政治生活,而非实现终极的人类可能性的哲学生活。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幸福.属人的幸福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实现的最高善,即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灵魂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又包括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以合于沉思的理智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以合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但它是属神的生活,不是属人的生活,人只能以其神性的部分来过这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第二好的生活,并且它是属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但现实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政治的生活带来的是属人的幸福,它与城邦的善联系在一起.此外,即使一个人过着沉思的生活,也同样需要拥有明智的品质,做符合道德的行为.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普罗提诺论幸福兼驳亚里士多德

一方面,普罗提诺继承了古代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幸福伦理的理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普罗提诺又从两方面批评了亚里士多德:(1)幸福是纯粹理智活动,既不包含快乐也不包含偶性的善;(2)幸福不限于人,动植物也可以是幸福的。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对整个古代西方幸福伦理的批评,并造成了一种新的幸福伦理观念。普罗提诺的幸福伦理是古代西方伦理观念的重要转折,为西方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