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学论

米荣:"从对立到互惠:雅斯贝尔斯论科学、哲学及其关系"(Miron,R.,"From opposition to Reciprocity:Karl Jaspers on Science,Philosophy,andWhat lies Between Them",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44,N..2,June 2004) 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中对科学、哲学及其关系曾有过具体论述。依据纯康德论的观点,科学是现象对象的普遍性的有效知识;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中也包含了对科学如此这般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是具有客观性、相关性、方法、总体的和有意识的理性。另一方面,哲学是个人生存的超验思维模式,它通向存在(being)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显然,他的这一哲学观仍然是其存在论哲学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看待雅斯贝尔斯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述呢?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

著名哲学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常常会产生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也会影响到哲学发展的路向,并为哲学讨论展示有益的提示。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则为理解20世纪一段特殊时期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从雅斯贝尔斯的角度来看,他最初想同海德格尔建立的是哲学的友谊,后来这一关系却陷入了政治的对立。自1933年以后两位哲学家就未曾见过面,但却为他们各自的后半生树立了典范:海德格尔成为了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标准,而雅斯贝尔斯则成为了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准绳。     

中国宗教的"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虽然以“生存哲学家”自许,但他的“生存哲学”至今人们依然见仁见智,毁誉不一。不过,他应该感到慰藉的是:他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期”的史学范畴,却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至今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雅斯贝尔斯的所谓“轴心时期”,意指的大约是从     

什么叫有区别的人类学?——关于卡尔·雅斯贝尔斯哲学逻辑学的三个命题

1932年发表三卷本《哲学》之后,雅斯贝尔斯便着手阐明哲学逻辑学。他的鸿篇巨著《论真理:哲学逻辑学第一卷》(1947)不单单是知性逻辑学,而是现实生存的人的全部逻辑学。这部作品从对"时代的真理"的简要反思入手:真理不是占有,而是道路。真理"生成于思维与生活的相互交融中"。在真理之路上,人想成为他自身,他把这个永恒的、远离现实的思维经验为一种违反其本性的东西。因为思维的真理性仅仅在于"它发生在时代中,并且与生活本身的历史现实性固结在一起"。对这一哲学逻辑学,雅斯贝尔斯时而称之为"基本思想"、"基本知识"、"第一哲学",时而称之为大全样式的哲学或者用其自创的术语称之为"大全论"(Periechontologie)。对于他来说,大全论这一基本思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说明了真正的哲学思维的意义:人类正是通过参与大全存在,亦即通过参与出于起源的生活而走向人类自身。在此,他追踪一种三个层次的工作概念:第一层次对逻辑学史的分离过程进行描述;第二层次对这一过程进行概要性地综合;第三层次对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和科学个别定理进行批判。雅斯贝尔斯哲学逻辑学的核心思想是"大全论",即大全诸样式的学说。雅斯贝尔斯率先把人格发展这一动态过程加以主题化,从而使业已丧失殆尽的一种有区别的德国哲学重新归于生效。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理性属于人格发展的动态方面,它与归入合理层面的知性截然相反。理性是共同的生活和追求统一的意志,它把不同的现实层面和心理基本功能联合在一起。在此意义上,理性不仅是哲学逻辑学的源泉,也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背景和本原。     

从精神病理学到社会病理学——雅斯贝尔斯的哲学逻辑学概念

人们可以把雅斯贝尔斯从《普通精神病理学》走向《哲学逻辑学》之路标明为从精神病理学走向社会病理学之路。哲学逻辑学是理性的自我意识或工具论。雅斯贝尔斯强调精神境况的三条原则：合理性、自身存在的主体性和实际现实。自身存在的主体性总是与合理性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对实际现实的变革产生影响。哲学逻辑学被理解成一种新的合理形式，而雅斯贝尔斯恰恰借助其“大全哲学”奠定了这一新的统一的哲学基础。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基础——(康德还是黑格尔)

对于从康德到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发展的考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雅斯贝尔斯是以康德作为他的出发点。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在概念上和作法上都是康德式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那些保证我们作出这样论断的根据时,那末,上述结论就更为清楚了。但是,这里发生一个困难。雅斯贝尔斯是以康德作为他的出发点,这样说是有一个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对这个前提很自然地提出的解答就是:当康德说休谟曾把他从武断的迷梦中唤醒。“我坦白承认,正是大卫,休谟的提示这件事,在许多年以前第一次打断了我的武断的迷梦,并     

雅斯贝尔斯哲学与印度哲学

在西方的一切现代哲学家当中,卡尔·雅斯贝尔斯对印度哲学研究得最多。虽然雅斯贝尔斯本人没有说过他的思想受了印度哲学的影响,然而,他的思想在其一般特点方面和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都跟印度思想极其相似。本文的任务就是要指明卡尔·雅斯贝尔斯哲学与印度哲学之间的若干重要共同特点。     

历史现象学的现状与目标

历史现象学不应被理解为"现象学地看历史",而应被理解为"历史地现象学地看",这样才能建立对历史现象学诸含义的统一理解。历史性与现象学之间的本质关联在于,现象学本身就蕴涵着历史性。现象学不仅源于历史性问题,也强化了历史性,使近代意义的历史性发展成为绝对的历史性。这种绝对的历史性只有在后期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中才可能得到圆满的阐释,从而克服现代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相对主义问题。这意味着将近代理性主义"超越历史的理性"修正为一种"包容历史的理性"。因而,只有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出发,才可能超越现代性前提,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对象领域重建理论研究的可能性。     

存在主义怎样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我认为,目前在我国,存在主义相当流行。即使不是“存在主义”这种自己意识到的思想,起码是存在主义的情绪或者态度在迷惑着人们。这种状态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即使在自称为现代唯物主义者的人当中,也因此而出现了名为“主体唯物主义”的修正主义主张,由此可见它的影响。其次,在存在主义哲学家中间,创办了“雅斯贝尔斯协会”(雅斯贝尔斯是现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这个协会现在改名为“存在主义协会”,出版季刊《存在主义》。     

自然主义态度与人格主义态度——论胡塞尔《观念Ⅱ》中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前提的考察

胡塞尔在《观念I》中曾表述过系统地构想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计划,他重点考察了自然与精神科学的关系。胡塞尔发现,这两类科学都源于自然态度:精神科学基于它的原初层面,自然科学则是自然态度的某种极端化的结果。现象学只有阐明自然态度的内部区分,表明精神领域对自然科学的奠基性,才能为两种科学各自的基础寻求统一的解释,消除科学之争。科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既是现象学与时代精神的交汇点,也是胡塞尔处理认识论与存在论关系的场所。     

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

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领域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带有强烈的日本佛教意识,其强调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目的在于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积极吸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关注佛教的哲学智慧,主张"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传播,印证了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历史哲学"。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尽管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言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比了解佛教知识在近代东西方是如何被重构、如何回应现代性的。     

统摄、轴心时代、交往:雅斯贝尔斯视域中的老子思想研究

正基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对东方世界的奇妙兴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哲学研究生涯晚期对东方精神世界和中国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突破"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世界史观",较为接近"文化多元论"的哲学史观。与传统欧洲中心论哲学史观不同,雅氏跃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

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文明之梳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das Umgreifende）的。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以极大的启发。本文考察了中国资源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而指出,如果没有中国思想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虑的。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的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只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来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相遇与疏远——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书信往来

由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和R.皮珀尔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书信往来》[1](P299)属于一份重要文献,它洞察了这个世纪两位思想家的哲学关系史,并且通过这一历史透视了这个时代的某些问题。最初我曾按照汉斯.萨尼尔(系雅斯贝尔斯-书信编者)的意见在前面标上了《相     

“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三重定义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康德批判——兼谈“transzendental”的汉语译名之争

本文试图从康德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三处基本定义,即"导论定义"、"系统定义"与"界限定义"的分析和梳理出发,将之分别解释为对康德Transzendental philosophie的起点、进程与界限的表述,并将后康德哲学的三个主要发展和"传承",即德国观念论、新康德主义与超越论现象学对康德transzendental概念的解释,视为主要是在这三个方向上的创造性批判、发掘和拓展延伸。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下,作者强调,理解现象学哲学的康德批判的关键就不仅在于施行或者限制在某种经验认知客体和绝对主体之间的"返转"或超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来说明这样的"返转"或"超越"活动本身是如何可能和发生的。借助这一澄清,论文最后对康德transzendental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历时已久的译名之争提出看法。     

数字化生存共同体与道德超越

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提供了一个审视赛博空间中人类生存道德状况的理论框架.网络道德的现状反映了"实存"的数字化,只有在数字化生存共同体中才能得以超越.与数字化生存相应的道德态度的基础是以获得内在自由为基底的一个有机系统,主要包括内在自由与责任、网络非利己主义、尊重网友的个人自由和生存实现能力以及坦诚.     

存在的焦虑与人性的纠缠--论白先勇作品《玉卿嫂》的悲剧意识

《玉卿嫂》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本文试图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悲剧理论对文本中的悲剧意识进行分析挖掘,探究文本中人物的悲剧根源所在,也试图解读文本以印证存在主义的哲学主张。     

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

哲学在轴心时代以宗教的对立面出现,否弃了外在神圣超越,而走上了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但在取得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今思想的根本任务是克服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这意味着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对此,现象学"解构→还原→建构"的思想方法和《周易》"古歌→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建构路径都有深刻的启示,后者"理→性→命"的命题结构亦可用以阐明重建神圣超越的具体步骤。     

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

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1870-1945)批判欧洲哲学的心物、主客二元论,提出心物、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与"绝对无的场所"论述,为该学派哲学建基。而批判式继承西田哲学的田边元(Tanabe Hajime,1885-1962)于1922-1924年留德期间,从学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两者哲学的批判,成为田边哲学体系形成与转变(从战前的"种的逻辑"到战后的"忏悔道哲学"、"死的哲学")的其中一个参考点。田边在批判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即存在哲学)后,提出异于两者的新哲学形态,即"绝对无即爱"的实践哲学。此种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渉史,是审视近现代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轴。从这种交渉史的视野来阐明田边哲学的形成及发展,不仅能够对目前的田边哲学研究或日本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方向,而且能为当代现象学研究或对现象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比较的资源。     

作为第一哲学的超越论现象学

胡塞尔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通科学的开端和基础,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方法的、一切其他原则的最后来源.胡塞尔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思想也是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统一动机,并且已在历史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正是要揭示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领域.他称这种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的思考,是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但是胡塞尔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还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