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影响的元分析

以往领导者情绪智力和领导力效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运用元分析方法考察了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及其组织情境和研究方法调节变量。通过纳入98篇中英文文献和110个效应量(n = 27330), 结果表明：(1)领导者情绪智力与领导力效能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39)。(2)组织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检验发现, 高层领导者的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明显高于中层和基层领导者, 非营利性组织中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比营利组织中的影响更强, 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比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强。(3)方法因素的调节作用检验发现, 采用混合模型测量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高于采用能力模型测量的结果, 采用客观指标衡量领导力效能的相关系数比主观指标更大,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工作态度指标的影响弱于工作绩效指标,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群体层次效能的影响强于个体层次。从研究设计和出版标准等方面探究领导者情绪智力和领导力效能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领导力的社会认同理论：主要内容及研究进展

作为“以下属为中心”的领导力理论,领导力的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与领导力研究结合的代表.该理论采用社会认同解释领导力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主要命题为：（1）群体成员通过社会认同选择有效的领导,具有高群体原型代表性的领导者最具有效性;（2）领导者可以通过塑造下属成员的社会认同来实施领导.除了以上内容外,还对该理论的实验证据及优缺点也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与其它领导力理论进行了整合,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精准的意义：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与干预

情绪粒度是指个体在相似情绪状态之间做出粒度化细微区分的能力,其中负性情绪粒度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层面,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性与有效性,人际情绪技能和充当个体内、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子发挥积极作用;在神经生理层面,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调节自主和中枢神经系统活动来维持自身稳态。负性情绪粒度的干预技术主要包括情绪词汇训练和正念干预训练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提高负性情绪粒度的测量精度,从个体中心视角探讨负性情绪粒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拓展其干预应用,并且关注正、负性情绪粒度作用机制的比较。     

领导者情感的作用机制：一个跨层的整合观点

领导者情感能够影响下属个体绩效和团队整体绩效, 但作用机制尚不清晰。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情绪传染理论, 在个体层面上, 领导者情感通过情绪传染和领导者行为两条路径影响下属情感, 进而影响下属绩效和工作态度。其次在团队层面上, 个体情感通过情绪传染和交叉影响形成团队情感基调, 通过影响团队过程, 进而影响团队绩效。最后, 文章提出领导者情感的跨层整合模型,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上下级情绪智力对LMX、员工工作结果变量的作用研究

本研究探讨员工情绪智力对领导一成员交换（LMX）和员工工作结果变量的影响,并分析了上级情绪智力在其间的作用。研究通过对银行业员工及其直接领导进行280份问卷调查,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发现员工情绪智力和LMX、员工的情感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正相关,上级情绪智力对员工情绪智力和LMX之间的关系有缓冲作用,LMX对员工情绪智力和员工情感承诺、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情绪测量方法的新进展

当代情绪理论认为情绪反应包括生理唤醒、行为反应、面部行为或姿势、以及主观体验等成分。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对其的测量也日趋细化,主要包括自我报告法、自主神经系统测量、惊跳反应测量、脑测量及行为测量等方法。大量情绪研究的证据表明,情绪反应的测量多是通过情绪维度（如效价、唤醒度）和基本情绪状态（如,悲伤、恐惧、愤怒）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不同的情绪测量方法对不同的组织方式敏感。未来的情绪测量的标准是多元的,其测量方法的确立是以特定的情绪问题为基础的。     

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85个团队的团队领导和475名团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考察了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及团队效能感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团队中有两种类型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是团队内部的情绪交换, 而情绪劳动是团队成员对外的情绪交换。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高外部情绪交换)具有情绪资源攫取的效果, 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动程度较高时, 团队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反而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团队内部的积极情绪交换)对于团队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以团队效能感为完全中介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调节焦点视角员工追随选择分化:前因与后果的影响机制

追随行为是组织员工以组织目标为导向,能动地与领导力和组织情境交互作用的多态行为。经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分析,目前对这类多形态员工行为的研究还很薄弱。为此,从调节焦点理论视角,展开员工追随选择分化的前因及对后果差异影响机制的研究,首先是基于两种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追随行为的内涵结构与测量研究;然后,揭示影响员工追随选择分化的三层面前因机制,即领导特征对员工追随选择分化的影响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组织特征对员工追随选择分化的影响及员工组织公平感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个体特征对员工追随选择分化的影响及领导反馈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最后检验员工不同调节焦点追随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差异作用效应。以期推动追随理论更加契合组织实务。     

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绩效和员工态度的影响——公平氛围和权力距离的作用

本研究共收集了74个工作团队的数据, 探讨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层面绩效(任务绩效、利他行为)和态度(满意度、团队承诺)的影响、公平氛围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领导的情绪智力对团队绩效和态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程序公平氛围中介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任务绩效和利他行为的影响, 交互公平氛围中介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任务绩效、满意度和团队承诺的影响; 团队权力距离调节了领导情绪智力和交互公平氛围的关系, 该调节关系通过交互公平氛围的中介作用影响团队任务绩效、满意度和团队承诺。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基于人-环境匹配和资源保存理论, 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 从二元视角分析了领导情绪评价能力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对员工建言的影响路径与边界。通过对43位领导与182位下属的配对问卷调研, 结果表明：(1) 相较“低领导-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 在“高领导-高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情境下, 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更高; (2) 相较“高领导-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不一致, 在“低领导-高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不一致情境下, 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更高; (3) 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促进性建言、抑制性建言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4) 相较领导-下属性别相同, 当领导-下属性别不同时, 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更强。研究从情绪评价能力、性别的二元匹配视角揭示了员工建言的前因, 为领导与下属间交互影响提供了更多解释路径。     

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

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认为, 情绪感染是一个“情绪觉察-无意识模仿-生理反馈-情绪体验”的过程, 情绪感染是一个由生理诱发情绪的过程。早在1884年, 詹姆士和兰格就提出了情绪外周学说, 同样描述了从身体变化到情绪变化的关系路径, 但没有描述从刺激事件到外周身体变化的发生机制。对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的研究能揭示这一“自下而上”的情绪产生机制。研究选取有效大学生被试62名, 参与下列研究：(1) 在眼动实验中使用情绪图片作为感官情绪信息, 以考察觉察者的情绪觉察水平。(2) 在生物反馈实验中, 使用仿真课堂教学视频作为感官情绪信息, 以考察觉察者的无意识模仿水平和生理反馈水平。使用路径分析证实了情绪感染的路径机制, 在真实情境的诱发下, 这种通过生理唤醒而诱发情绪的机制是可能的。     

服务消费中多次情绪感染对消费者负面情绪的 动态影响机制

在深入剖析情绪感染心理机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在服务消费中多次情绪感染对消费者负面情绪的动态影响。作者采用实验法,使用真实情景录像作为刺激物,验证了在服务消费中,正向情绪感染和负向情绪感染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服务人员的情绪、语言和行为都会对消费者负面情绪产生持续的动态影响,同时证实了情绪感染敏感度对情绪感染过程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力的调节——以教学活动为例

从以往意识性情绪感染的研究中可以推断出, 情绪感染可以被后继的“观念”所调节, 这种观念可以被无意识提取, 那么情绪感染能不能被“先入观念”所调节呢, 即观念先于情绪感染而存在并对情绪感染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实验情境以教学活动为例, 采用被试内设计, 通过实验前的指导语引导学生树立两种教师评价--“权威”教师(积极的先入观念)和“新手”教师(消极的先入观念), 然后给学生播放两位教师的三类教学视频--中性情绪、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朗诵视频, 使用BioNeuro八通道生物反馈仪记录学生在观看视频时的生理指标, 每段视频播放后, 要求学生完成《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学生用)》。实验结果表明, 学生在观看“权威”教师视频时, 其注意力水平不受教师情绪效价的影响, 学生对“权威”教师均能保持较高的“专注”状态, 从而提高了“权威”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易感性调节), 而对“新手”教师的“专注”程度较低, 从而削弱了“新手”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免疫性调节)。“新手”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倦怠)比“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更强, 这与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进行“合理化”解释有关, 从而免疫了“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 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情绪感染力评价(无论是中性、积极或消极视频)要极其显著好于对“新手”教师的评价。由此说明, 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的调节方式有两种：“专注”和“合理化”, 调节的结果也有两种：“易感性”与“免疫性”。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Involvement: The Moderation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otional contagion, including leaders'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subordinates' emotional suscepti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s' job involvement. By investigating 210 soldiers from eight companies of the Taiwan Army, a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 was found. For leaders with high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s' job involvement was stronger for subordinates' with high (versus low) susceptibility. For leaders with low emotional contagion, no such interaction was found.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Leadership and the contagion of affective phenome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ini meta-analysis

We pres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examining leadership and the contagion of affective phenomena, namely emotion, mood, and affect. Specifically, an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synthesize the findings from published studies. In addition, a mini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quantify reported effects. A rigorous search identified 25 studies that fulfill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or further review. Results highlighted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adership and contagion aligned with six themes: Charismatic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re conducive to contagion of leader and follower positive affective phenomena; greater contagion effects exists when there is congruence between leader and follower affective states; contagion of leader and follower affective phenomena is directly linked to leader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and,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ntagion of affective phenomena can moderate these relationships. These findings have salient im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across multiple lines of inquiry and within numerous domains of application.     

简单情绪感染及其研究困境

个体之间实现情绪聚合的过程称为情绪感染。其中通过自动同步模仿他人表情、言语、姿势和行为并实现情绪聚合的无意识倾向称为简单情绪感染。近年来简单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得到了大量行为实验和脑科学研究的支持。然而由于其“无意识”、“同步”、“自动”发生的特点, 以及研究者长久的争论与界定不清, 使得该领域研究面临不少困境。为了厘清这些困境, 在梳理有关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了简单情绪感染的社会影响因素, 分析了简单情绪感染在概念界定、测量方式、依赖线索等方面的问题, 并尝试给出可行性建议。今后研究应当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及范式展开, 并结合新近研究成果对简单情绪感染的机制理论进行更新。     

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及机制

情绪智力是知觉、使用、理解与管理情绪的一组能力。既有研究常将情绪智力与其亲社会性联系起来, 却忽视了它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工作场所中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体现为对内有损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 对外导致情绪操控和消极行为, 其内在机制可结合自我损耗效应与情绪智力策略模型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和特定情境机制, 以及开展群体层次的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研究。     

学生的首因效应对教师情绪感染力的影响：情绪真实性判断的中介作用

首因效应可能通过对他人情绪真实性判断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情绪感染的效果。研究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首先向两组被试散布有关教师的“正面信息”或“负面信息”,然后通过观看该教师的朗诵视频来测量教师的情绪感染力以及教师的情绪真实性。所不同的是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中使用了不同的信息散布方式,实验组采用情境引导,对照组采用抽签引导。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成功建立了关于教师的第一印象,并对情绪真实性判断和情绪感染产生影响,出现首因效应。而对照组未成功建立第一印象,因此没有出现情绪感染的首因效应。路径分析表明,首因效应通过情绪真实性判断对情绪感染产生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