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儒家事功伦理的发展脉络

儒家伦理在重视德性修养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事功精神和淑世情怀。孔子对"仁"和义利关系的理解包含着事功内容,在评价人物时亦将事功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孔子之后,由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进路在《大学》中得以确立,儒家的事功精神一度被遮蔽。北宋儒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提倡"通经达用",力图重启儒家的事功追求并积极诉诸从政实践。南宋事功学派继承这一思潮,高举事功大旗,在与朱熹的论辩中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儒家的事功伦理。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主张仁义与事功相统一,提出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统一观,进一步发展了两宋儒学的事功伦理传统。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     

实用是儒学的优秀传统

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孔子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宋明的儒家发展了这个传统,形成明体适用之学。体即本体,明体是推阐儒家仁义礼乐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     

理学与儒家人格学说的衍化

“认识你自己”,这是西方哲学对人的第一要求。相对于此,东方的儒家哲学则以“成就你自己”为首要的关注之点。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哲学思考便指向了成人(人格的完善)。作为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同样受到了这一思维传统的制约。当然,较之先秦儒学,理学对人格的考察无疑更为深入。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群居和一”如何可能——荀子“人能群”思想简论

当今学界出现了一股走出现代新儒家囿于心性之偏颇、旨在弘扬荀学外王路线、进而迈向务实理性的新法家的理论思潮。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基础上提出的儒学四期说、成中英在本体诠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新儒家说以及韩东育在徂徕学派经世思想基础上构建的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李二曲的经世观念与讲学实践

以３１岁为界线,李二曲的经世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从以政治、民生等为主要内容 转变为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重心。本文认为,若完整地把握儒家传统的“经世”内涵, 似应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制度或政治的,物质或经济的,精神或文化的。而二曲成熟期的经世观, 即主要指向以“正人心”为重点的精神或文化层面,力图重建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同时,二曲 主要以“讲学”作为完成其“阐明学术”、“救正人心”的经世事业的基本实践形式。他不但对先秦王明 末的儒家讲学传统作了深入、完整的总结,而且其本人曾有多年在关中和江南讲学的经历,在讲学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讲学经验。综合观之,二曲经世观念的主要特质为：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 坚持以体用关系作为其学理系统的基本构架,反对将经世学非本体化和完全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并 非常注重经世之实践。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颇多启迪意义。     

论司马光的性情观

司马光认为性不是学者应当首先关注的内容,与新学、理学主张"性情一也"不同,司马光不认为性与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主张"性善恶混",而"情道一体"。由于性兼有善恶,因此若想为善去恶,就要学习和践行礼乐,礼乐能使人达到"中和",而中和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保持人之身心健康。司马光的思想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学的脉络,而新学、理学则开启了宋代心性之学的先河;司马光的学说代表了传统儒学的终结,而新学、理学则代表了新儒学的开始。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先秦儒学在中原的传播及其南渐趋势

儒学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说,它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思想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能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教伦常,协调等级秩序人伦关系,又能“为尊者讳”,所以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孔子在世时,儒家已初具学派规模,儒学在社会上也已产生一定影响。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承传其学,或借助孔子的名气,或借助于钱财权势,或以“王者师”的身份,或以传播知识的教师身份,阐扬发挥,使儒学逐渐成为显学,在中原广泛传播,并向周边地区浸润,为儒学在秦汉以后取得社会思想文化主导地位奠定了基…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现就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对“新理学”的总体评价等三个问题作一述评,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1 所谓现代新儒家,虽然国内外论者对此界说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以“新理学”为哲学体系的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呢?对此,论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儒学:向儒学原旨的复归和对儒学的发展

<正> 新儒学是两宋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儒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成分后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经典儒学原旨的复归。经典儒学,即以《论》、《孟》、《学》、《庸》、《易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建立的关于“修己”和“安人”之道的人道学说,这一学说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发展被奠立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     

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