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性危说:荀子人性论新探

在荀子哲学中,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自然倾向,既涵盖了知、情、意三种能力,也包括了由之生发的情感和欲望。本文以此为基础,借助于朱熹人心道心论中关于人心的诠释,证明了朱熹对人心危的诠释适用于荀子关于"性"的论述,因此,荀子的人性论应理解为性危说。相对于以往对荀子人性论的种种解释,性危说应该更切合荀子人性论的实质。     

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材质和能力等内容。荀子的人性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这是对"生之谓性"古义的继承;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这是关注人性消极的层面(欲)的结果;其三,人性向善是荀子对儒家基本立场的坚守,包括人性应该向善、愿意向善、能够向善等内容,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的人性学说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诠释荀子的人性学说时,首先要注重其层次性,其次要处理好文本上的"矛盾",再次要跳出以孟判荀的窠臼,最后要掌握好诠释的度。     

郭店楚简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以心性论为视角

郭店楚简强调性与心的差别,认为性是天赋予人的自然情感,而心则是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指导情感的"志"。《荀子》同样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的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性"中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郭店楚简和《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论传统儒家欲望观

欲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形式,生存开始于欲求。传统儒家认为欲产生于心,心是行为主体,欲是主体行为。自然的气质心产生了气质性之欲,这种气质之欲并不可靠,或善或恶。孟子、荀子以性释心,心之欲变成了性之欲。孟子从性善的角度辩护了欲的正当性,荀子从性恶的角度揭示了欲的不好的一面。欲是普遍本性的活动,是普遍性活动。理学家通常以为欲是心的活动,但是坚持以性正心,从而最终由性决定欲的活动。这种由性最终决定的欲也是普遍性活动,谈不上意志行为或个体性活动。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荀子的人性论是否隐含性善思想?

那种认为荀子的人性论隐含性善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持此观点的学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性善"化约式地理解为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二是认为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对于第一点,孟、荀两人都认为"性善"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生而具有为善的能力,二是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此为善的能力自然且必然地表现出善行。在荀子看来,人生而具有的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为善,人之善行只能通过后天学习与努力才能出现。对于第二点,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生而本有之心本身并不具正面价值,其在自然状态下并不能自觉发挥促使人为善的作用,反而易使人流于为恶。     

荀子“性”概念的元伦理学考察

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荀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荀子诚论发凡

《中庸》首先将诚提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概念的阐释大都归宗于此。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对诚也有深刻的哲思。荀子对诚的阐释与《中庸》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荀子之诚却因其理论基点——性恶论——而又与思孟一系儒家不同。在荀子这里,诚仅仅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功夫而存在。这一道德修养功夫又可以具体化为"常"和"慎独"两个层次。作为功夫的诚之最终目的乃在于实现人本身的"化",但是这种化指的是心对道的认可及行为的合规范性,并非是在人性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转化。     

功利与道义之间 ——荀子关于道德动机的学说

在道德问题上,荀子介于功利论与道义论之间.这种复杂的道德学说形态的成立赖于苟子关于心的两种能力的阐发.苟学体系中的道德动机在于“心之所可”所具有的意志决断和行为能力.这种能力独立于由欲望而来的行为能力,是道德主体得以挺立的契机.在此前提下,“心之知”通过分辨、反思、权衡,逐步使这种动机所肯认之价值内涵和达成途径清晰化,并使其在诸种行为动机的争斗中胜出而挺立.荀子在心的这两种能力的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学说具有形式化的特征,不能保证道德的绝对地位,最终开出法家的端绪.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托马斯·内格尔论理由与欲望

休谟主义理论认为构成行动理由的基础性要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托马斯·内格尔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一个纯粹认知性的考虑可以不依赖于它与行动者的实际动机状态的关系而成为行动理由的基础,并且这一考虑本身就具有动机效应。内格尔认为伦理学在人类动机中的基础不是欲望,而是理由本身所拥有的体系结构,即由无时间性理由和客观理由所构成的一般理由的基本准则,它需要诉诸"人的形而上学"概念。但由于内格尔忽视了使得一个道德命题为真所必须依靠的非认知性状态,混淆了"决定欲望某个东西"与"对那个东西的欲望"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由于其论证程序本身所包含的循环论证色彩,所以尽管他对休谟主义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彻底颠覆休谟主义的基础主张。     

从"性恶"到"先王制礼义"——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兼与霍布斯比较

荀子与霍布斯都是从人性恶的前提出发,基于建立秩序和结束争战的道德关怀,而走向带有君主专制气息的制度构想。但是相对于霍布斯"欲望-自然法-主权者"的结构,荀子的逻辑则是"欲求-圣王-礼义"。这种逻辑扭曲,给荀子的学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     

富民与教民之关系——以老子、荀子、韩非子的思想为例

先秦诸子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他们都试图为君主提供治国的良方。思想家们普遍承认百姓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承认百姓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主张富民,同时又对欲利之心保持警惕,希望通过教化来避免富民与逐利会带来的负面后果。老子主张君主"无为"而让百姓"自富",但富足的水平只可达到满足人的生存之需。他认为大量的财物会刺激人的欲望,主张通过君主的"不言之教"使百姓"无知无欲"。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生而本有的情性,主张通过富民满足人的欲望,但同时主张通过礼教来节制人的欲望以避免社会混乱。韩非子承认人的好利本性的正当性,主张通过法的规定为百姓求富提供正当的方式,而这一方式同时对国家富强有利。所以,教民并不是改变人的好利本性,而是通过"以法为教"来规范人的求富行为。     

论康有为的“人道”思想与其孔教观——以《康子内外篇》为中心

《康子内外篇》成书时间晚于《教学通议》与《民功篇》,是康有为脱离章学诚影响后,思想真正形成体系、走向成熟而具有独立性的标志。而《内外篇》集中体现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汉学思想家在人性论及人性论背后的自然—人为之辨向度上对康有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康有为由此接续了荀子以降至西京经学以"血气心知"论性的思想传统,进而将之在人之为类的"人道"层面上加以重构,而最终以之为其五运转移、三世进化的孔教观奠基。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荀子》,化性起伪的“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