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天地善院信仰考察

天地善院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在广西武鸣县壮族农村地区的一种民间宗教信仰。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天地善院的神职人员、神灵系统、经书典籍、法事仪式、教义教规等文化特征作了初步的阐述,并就其在当代社会中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根源作了初步分析。     

壮族二次葬：“长阈限”情感过渡与礼俗秩序建构

“情感”是西方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相关探讨与阐释也在持续展开中。壮族二次葬作为独特的仪式形态，两次葬期可视为丧葬仪式的“长阈限”,基于壮族对生命的认知，从情感的角度能够探讨死亡给个人经验和礼俗秩序带来的冲击，以及民众的应对方式和逻辑，阐释礼俗传承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仪式表象之下蕴含的世代传承的对生命、情感、身体的理解。仪式通过对身体的认知、表述与对话，将身体、情感、文化融合，经过“长阈限”的转化，身体的体验提升情感，获得各个层面的认同，由此有效地实现情感的正向归因，从而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     

壮族祭祀仪式“龙崖外”的传承与变迁

“龙崖外”祭祀仪式起源于古句町国农耕文化对牛的崇拜.在当代语境下,虽然“龙崖外”的祭祀仪式和形制在构建壮族祭祀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变迁,但是祭祀仪式所体现的本质与时间环境一起呈现的整体状态还依然存在.“龙崖外”体现了壮族人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的集体记忆.当前文化与环境的共生成为关注的焦点,“龙崖外”祭祀文化体现的尊重生态的文明精神成为壮族人民开创进取的源泉.     

凉山彝族的祭祀仪式--以"尼牡措毕"为中心

凉山彝族的“尼牡措毕” ,是彝族宗教中传承绵远的祭祀仪式。通过“尼牡措毕”的超度亡灵活动 ,充分表达出彝族的宗教理念与信仰习俗。本文以“尼牡措毕”仪式为中心 ,探讨了祭祀活动的主要仪格 ,并对各种尼牡的概况进行介绍。     

为何“人善被人欺”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有些“善良的人”大叫天地不公,“我处处与人为善,结果却得不到好报。这是为什么?”这些“善良的人”把人看得很坏。而实际上天地至公,这些“善人”的遭遇本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似乎很残酷,但是却是苦口良药。 被人欺的“善人”俗称老好     

易学中的人学思想

易学是“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利用自然现象以求人事、关心人之学。但不无遗憾的是从来无人把易学作为人学来研究。本文认为易学即人学。人学是关心人、研究人的学问。易学从人的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基础上探索人在自然界的形成、演化以及人性的内容等,在解释《易经》的系统中,阐述了人其所以为人的内容,从天地设位、大化流行、三材之道、性命之理、裁成辅相、弥纶天地、情见乎辞、继之者善、自强不息、人文化成等十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古老的人学系统。     

试论齐国的墓葬特色

试论齐国的墓葬特色张明东近十几年来，随着齐文化研究的兴起，各地考古工作的展开，积累了大量的齐国墓葬资料。目前所见齐墓除少量西周墓外，以东周墓葬为多，改变了过去在东周几个大国中，齐国墓葬资料较少的状况，为齐国葬制的研究提供了依据。齐文化类型的墓葬出土地...     

成仙迁转的“设施”——汉画像六博升仙仪式图像研究

汉画像升仙仪式图是基于两汉时期浓厚的宗教社会文化性质及其影响下的宗教礼仪,尤其是早期道教升仙思想、神仙谱系及升仙仪式象征体系的完善。同时,在礼仪、功德性的人文秩序下所寄托对孝眷的哀思和逝者升仙的愿景都最终在墓葬礼仪美术中得以确认。时人在成仙迁转的救度仪式“场域”中,精心布列了一系列可以沟通仙界的祥瑞神灵和有助升仙的“中介设施”,在六博与升仙仪式所衍生的主题范式中,成仙“设施”与升仙视觉体系(主神)共同建构了生命轨迹秩序的图像语境,使得分离的两个群体(仙界神灵与逝者或墓主)之间得以交流。     

道教与壮族麽教关系浅析

一壮族麽教是以布麽为神职人员、以司麽为主要经典、以古麽为主要宗教活动的壮族原生性民族民间宗教。壮族麽教是长期壮汉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壮族原始宗教文化受到以佛、道教为主的汉族宗教文化的刺激,吸收佛、道教的形式和内容而形成的。壮族麽教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它深深植根于壮族人民的灵魂深处,广泛融会在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尽管如此,“壮族麽教”这一名称的明确提出却是近几年的事,它是壮族学者在发掘、整理和研究壮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民歌唱本(尤其是布洛陀神话传说、唱本)的过程中逐步认识、确认…     

在善与善之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批判

一、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二是在方法     

明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志考

2010年12月,南京市博物馆在位于南京市南郊西善桥梅山村的岱山保障性住房项目工地清理出一座明代砖室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墓,墓室设八边形砖砌棺床、墓壁设铁索等特殊结构异于同时期的明代高等级砖墓。砖室全长3.8米、宽4.1米、     

复归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张载“善反”的价值向度与旨归

张载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恶行,是因其不知善反、不知存养善性,因此不能开显人生在世的价值。"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人之为人在于追寻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价值实现理路中,人应该通过寡欲、为学、行实等手段去消解自身的消极因素,如是,不仅为"立心"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使自我无限地切近太虚之善,进而实现理想人格与价值超越。其中,"寡欲"是成就"善反"的道德修养工夫,"为学"是打通"善反"之路的关键,"行实"则是实现"善反"之价值目标的落脚点。     

孔子的出生与古代婚俗

<正> 每读《史记·孔子世家》,总觉得孔子的出生是一个谜。倡导“孝悌”,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仲尼竟“疑其父墓处”,其母还“讳之”不告,这是为什么?颇令历代注释家头痛、费解。后世儒者博雅如唐人司马贞,雄辩如清人崔东壁者,绞尽     

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论善行为的续生价值

善行为的效果和价值都具有二重性。善行为的效果可以分为本事效果和续生效果。善行为的价值也可以分为本事价值和续生价值。善行为的续生价值是随着道德行为而产生的精神价值 ,可按其影响社会的程度分为原生性价值、次生性价值、发散性价值和永恒性价值四种类型 ,进入永恒性价值的精神也就进入了不朽层次。善行为产生续生价值的基础是个体行为的连续性、个体行为的社会性和人类行为中物质利益关系与思想利益关系间价值的相互转换。行为的续生价值是伦理学界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指导道德实践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圣墓堂墓碑拓片考释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有晚清上海圣墓堂天主教士墓碑拓片169种.圣墓堂墓地由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潘国光建立.清初,潘国光、吴历等著名耶稣会士殁后都葬于此.雍乾禁教时期,该墓地同其他教会产业皆充公易主.1841年新耶稣会返华,天主教会在条约体制之下逐步收回包括墓地在内的多种教产,圣墓堂由此成为新耶稣会在上海的墓地.旧、新耶稣会在经过时空上的断裂之后在此得到连接.直至清末,墓地陆续葬入包括非耶稣会士在内的教士近二百人.文革时期,墓碑遭毁.将此批拓片与其他史料对比互观,善为考订,对于晚清江南地区天主教史的发掘和书写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丧葬仪式中的结构转换与象征表达——基于一个丧葬仪式的分析

丧葬是人生必然经历的一个仪式。葬礼有着浓厚的文化意蕴,其背后隐藏着存在于中国人心灵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本文以鄂西北一个普通的丧葬仪式为基础,分析了葬礼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结构,考察了葬礼作为心理感受的仪式表达,还从"亡灵"的角度探究了整个仪式所呈现的"生活结构的转换"。同时还从另一个角度较深入地考察了丧葬仪式研究的新空间。     

论《易传》的生生观念与《中庸》之诚

《易传》认为天地生生不已即是天道。天道生生,不仅是万物生命之源,而且是善与美的价值之源。《中庸》推演《易传》的思想,提出诚的观念。作为本体范畴,诚是生生不己的天道,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作为道德范畴,诚是天地的善性,也是人的善性。人如果能认识人性之善,并发展它而成为至善,就不仅是人道自身的完成,也是天道至诚的实现。在实现诚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得到升华,取得宇宙意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     

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