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三论道教文化与茶山瑶民间文化之关系——“做功德”及功德精神

道教文化对茶山瑶民间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做功德”及功德精神,谈一些见解。一、功德桥的架设及其祭祀仪式“做功德”,起初是茶山瑶一村或几村联合举行的一种超度亡魂恶鬼的集体祭神仪式,后来发展成为以修桥补路为中心的隆重的集体祭祀活动。每隔12、18、20年做一次不等,目的均在于求得人丁安乐,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其间举行几次小的祭祀,都是在冬季里选一个“复生”吉日进行。举行“架桥”祭祀,十分庄严,村里各户出一男丁去砍伐两根大杉木,由村代表分工各抬一端。横架于河上,请道公上     

张君劢“德法合一”论述评

张君劢的“德法合一”是儒家之德与西方之法的合一,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二者并不是地位相同的,德法合一是在德的基础上德与法的合一,德比法更根本,“德法相辅而行”更深层的意义是“德主法辅而行”。张君劢“德法合一”论始终未离儒家道德本位,决定了这种结合仍是停留在道德文化层面,而没有落实为政治法律事实,若将“德法合一”论还原为“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仍可看到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     

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幽明一致”中的自然与教化——以朱熹的讨论为中心

“幽明一致”是朱熹解释祭祀礼仪依据时的基本立论。在理学家从“一而二，二而一”角度的阐发中，幽明生死之间蕴含着理层面的“一”与气层面的“异”两个存在维度，并在不同向度上回应着佛教对生死的态度和知识图景。在“天理之自然”的保证下，祭祀的鬼神来格是“诚之不可掩”的“实理”,有其发生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真实性，这使得祭祀礼法具有超越论意义上的正当性，而非仅仅是个体主观情感的表达。在“自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祭祀原则，将儒家礼乐制度的依据建立在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之上，是对儒家文明内具精神秩序理念的深化。朱熹对“设教”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整全性精神秩序对分裂信念与行为做法的批评，而非批评以祭祀进行教化的方式本身。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早期儒家品德伦理学与“孝”德

在早期儒家伦理学的诸品德之中 ,“孝”德占据着核心地位 ,但在现当代伦理学追求“普遍爱”的背景下 ,古老的儒家“孝”德的意义似乎显得过时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儒家的“孝”德 ?本文从了解“孝”的原初意义入手 ,通过分析当代儒学评论家对儒家“仁”的解释 ,试图揭示儒家“爱”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普遍爱”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理解儒家的“孝”德的有效途径。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观》卦的祭祀内涵与儒家哲学的关系

《观》卦卦爻辞记述的是古代祭祀的情景。在后来的学术流变中,儒家学者不断把自己的哲学思想附加进去,对这一祭祀活动做出种种合乎人伦哲理的解释和分析,从而使之成为儒家思想培育的沃土。这一理论阐释的发展变化过程,不仅体现了儒家哲学学术思想发展流变的理趣,更显示了儒家思想和宗教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     

儒家"耻"德与公民道德文明的教养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家道德人文理念浸润的国度 ,儒家的道德人文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即旨在阐发儒家“耻”德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养的积极借鉴意义。     

汉代祠庙功能探索——从升仙的角度来分析

关于汉代祠庙,从其祭祀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有些是郊祀天地的,有些是祭祀先祖的,有些是祭祀功臣良吏的,还有为祈雨止雨而建立的.文章试从升仙角度分析汉代祠庙建立的祭祀功能.汉代流传着种种升仙的传说,人们为那些已经获得仙道、升仙的人立祠,继而希望通过祭祀能够得到仙人的护佑,从而帮助自己升仙,这成为汉代祠庙祭祀的主要功能之一.     

“让”的伦理分析

“让”为传统美德之一 ,其道德意蕴在具体运用中有强弱之别。历史上的“让”德 ,有着复杂的理论背景。就儒家而言 ,崇“让”是为了隆“礼”。而在道家看来 ,“让”是“道法自然”的具体要求。古人为避免过用“让”德 ,又提出与“让”相对的“争” ,并对可为“争”的场合作了规定。如能循义而行 ,与人为善 ,则其“让”也德 ,其“争”也德 ,“让”与“争”就在义或善的基础上达致统一。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必须对传统“让”德加以必要的改造 ,摈弃其义、利对立的成分 ,凸现其“取利有道”的思想 ,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     

《孝经》新读

《孝经》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仔细读来,可以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揭示了孝的重要性,启发我们要重视孝德教育在德育中的基础作用。“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它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孝子。关于孝行方面,《孝经》要求:在家庭里,要做到“五孝”;在社会上,要做到“三不”;对于个人,则要爱惜身体、“立身行道”。谏诤为孝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尤其应该加以发扬。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以生言性”为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此乃所谓“生之谓性”。由于受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学术界往往认为“以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个旧传统,而孔子之后,子思、孟子所开启的则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义理之性,是一个新传统;前者“是儒家人性论之消极面,不是儒家所特有”,后者则“是儒家人性论之积极面,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论”。(牟宗三,1968年,第216页;徐复观,第3章第5节)这样,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之前的“以生言性”便是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关系。然而,同样是属于新儒家阵营的唐君毅先生,却不仅注意到孟…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德位关系

德位相符最符合儒家的政治要求,但仅注意到德位相符,会使我们忽视儒家对德位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认识.实际上,除了德位相符外,儒家尚有有德无位、德超越于位与守德弃位的看法.其中,德超越于位是根本,另外三种则为其衍生.儒家这四种德位关系都强调德对位的优先性,其真正用心是以道德来规范限制权力.相较于现代政治倾向于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儒家关于德位关系的思考显异其趣.     

从"德性"到"德行":试析《淮南子》中作为治国之本的"德"

《淮南子》因应时势,从先秦各家、尤其是从儒家学说中广泛汲取“德”的资源,十分重视君主之德。该书在论述对君主之德加以理解、培养与施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从重“德性”进至重“德行”的深化。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