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地区关帝信仰田野考察研究

嘉绒藏族地区的关帝信仰是历史上藏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关帝信仰在部分嘉绒藏族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本文结合地方文献及民间口述资料,深入田野考察嘉绒藏族地区关帝信仰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嘉绒藏族地区关帝庙供奉多元神灵,主神关公、周仓、关平的神像造型具有藏式特点。通过嘉绒藏族地区农历五月十三关帝庙会的田野观察,揭示出嘉绒藏族地区关帝信仰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     

一部演述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宝卷——明末黄天道《玉律经宝卷》试析

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流传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渲染造势作用。自明万历十八年（1590）神宗朱翊钧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举国上下立即兴起了一股关帝崇拜潮流。作为这场信仰运动的思想回响,关帝家乡的黄天道信徒,以“玄天大帝”名义,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日,在山西一个名叫“松柏亭”的地方,采用扶乩降鸾手段,编写了一部《玉律经宝卷》。在该部宝卷中,作者不仅推阐了关帝作为“协天大帝”所具有的“上司天”“下辖地”“中司世”的至高至尊地位,而且还演述了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神圣事迹,因而在关帝信仰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化生家国:女娲崇拜的神话学探析北大核心

对于女娲偶像及其神话的信仰,深深地刻录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远古的“治水补天”神话将女娲塑造为平息世间战事、自然灾害的英雄之神,“抟土造人”神话及变种则将女娲定位为保佑家族繁衍、香火兴旺的高禖之神,后续的“赐酒作簧”神话将女娲列位于引导个人舒心健体、修身养性的调和之神。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可以考证的文献中能够发现,女娲的各类传说和民间形象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样貌,共同构成了直至今日社会认知且崇拜女娲的文化基础。     

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

认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巨变、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民间宗教复兴的社会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间宗教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信仰化进程等动向.论文分析了当代民间宗教的主要职能,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并剖析了民间宗教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认为从"大宗教观"看,应该把民间宗教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多元信仰的角度看,民间信仰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关公崇拜

马来西亚的关公信仰文化是由中国内地的移民传播到马来西亚的,信仰关公者既有个人,也有民间秘密组织,还有刘关张赵的后裔等。马来西亚关帝神灵的内涵丰富,具有财神、平安神、守护神等多重神格;马来西亚的关帝神像造型独特,具有多神陪祀的地域特点。田野调查所见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关公崇拜,与中国内地关公崇拜既有共通性,又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洋关公崇拜文化,对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具有典型意义。     

去巫化与正统化: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巫觋文化,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必须从巫觋文化中摆脱出来,融入儒道释三教文化,同时主动依附封建政权,争取朝廷的封赐,走正统化的道路,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对民间信仰的“去巫化”和“正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去巫化”的主要途径有三条:即给神明编造新的家世、重新塑造神明的形象和披上道教佛教的外衣;“正统化”的基本策略也有三:即争取朝廷的封敕或赐额、尽可能与帝王攀上关系、显灵帮助官兵打胜仗、靖国保民等.论文指出,民间信仰的“去巫化”和“正统化”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必然产物,对于民间信仰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民间信仰的生死存亡.     

简论当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它不具有制度化宗教的坚硬外壳,但具有泛宗教形态的内涵因素.当代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神灵繁杂,多达千余种,根基深厚,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制度化传统宗教.民间信仰的地域性鲜明,宗族性浓重,以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为核心, 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取向.民众实用功利性的信仰心态根深蒂固,至今仍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中"以神压人"等复杂因素,与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之间,潜在着某种紧张关系.     

希伯来圣经上帝称谓的谱系学研究

在希伯来神经中,上帝有着雅威(YHWH)、埃尔(El)、埃洛希姆(Elohim)、埃洛阿赫(Eloah)、埃拉(Elah)、阿东乃(Adonai)等称谓和表述.本文基于希伯来圣经文本对上帝的称谓进行了神话谱系学的研究,间接地证实希伯来圣经的底本假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雅威”崇拜不单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它是古代迦南地区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古代希伯来宗教曾经有着一段崇拜多神信仰的时期;在一神化的过程中,它排除了“雅威”的配偶亚舍拉等其它一些神灵.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上帝称谓的谱系学研究,本文揭示了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地区神话之间的复杂的神话谱系,这一神话谱系体现出希伯来圣经对古代迦南、古代近东文化的吸纳和包容.     

灵验的遗产——宗教生态视域下的河北深州“香门”信仰研究

香门信仰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仰形式存在于河北衡水地区,特点是神秘性和实用性,在当代又具有“佛教化”倾向,显示了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宗教底层所具有若干类基础性意义,进一步说明保持中国传统宗教生态系统的平衡的重要性.     

“之江同心·正信正行”系系列之七:浙江深入挖掘民间信仰文化内涵的实践探索

浙江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形态众多,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民间信仰工作方针政策,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看待和处理民间信仰问题,大力加强民间信仰文化研究,挖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凝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推进优秀民间信仰文化的现代传承。     

东部方言区山江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调查

“跳仙”是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一种古老的信仰仪式,在苗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传统社会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湘西苗族地区由仙娘主持的“跳仙”仪式仍然保持着相对完好的原初样貌,承载着内涵丰厚的社会文化意义.     

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

本文根据福建地区的民间资料,探讨近世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的关系。宋元以降,扶乩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文化的多元整合。民间的风水扶乩活动显示了以“敬天法祖”为基础的神灵崇拜与风水信仰的情景交融。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人格追求更是透过内化的风水信仰与外在的扶乩仪式获得了有效的演示。     

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依存——孟定傣族“摆维桑”仪式研究

"摆维桑"是耿马孟定地区傣族社会以村寨为单位举办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仪式.该仪式不仅是孟定地区傣族人获得佛教功德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傣族怀念祖先和祭拜寨神的仪式依托."摆维桑”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依存的仪式性体现.本文通过再现"摆维桑”的仪式场景,分析仪式过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揭示了二者在傣族地区的共存模式及其对傣族社会文化的意义.     

族群互动与文化涵化

"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1]在民间信仰的变迁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影响着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异,民间信仰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遗留物,而是在不断地整合和再生.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散杂居民族,在其历经千年的迁徙过程中,足迹遍布我国广袤的东南山区,浙江桐庐是畲族迁徙较晚近的据点.桐庐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地区唯一的畲族乡.在畲族迁入后,畲族文化与当地的汉族文化接触,势必有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并且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生活领域延伸到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在这个地区,畲族与汉族通婚也是近几年才比较多的,畲家人和汉人一起信奉一个汉族神在时间上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可见,在这个地区,民间信仰在两个民族的文化涵化过程中首当其冲.     

民间信仰与非遗文化研究 以江汉平原皮影戏为中心的考察

<正>“江汉平原皮影戏”于2006年被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流传于江汉平原地区，曾对地方族群的历史、习俗和社会意识发生过深刻影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范式，承载着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民间信仰与江汉平原皮影戏之间的相互影响复杂且深刻，本文旨在通过对照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历史实物等多重文化遗存，探讨江汉平原皮影戏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密关系，     

浙江深入挖掘民间信仰文化内涵的实践探索

<正>浙江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形态众多，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民间信仰工作方针政策，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看待和处理民间信仰问题，大力加强民间信仰文化研究，挖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凝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推进优秀民间信仰文化的现代传承，     

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

本文选取明末在福建长期活动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辟中国民间信仰的言论为研究个案,指出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接触,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冲突展开的一个侧面。艾儒略等耶稣会士的“辟邪”言论,客观上迎合了晚明以降东南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其后“礼仪之争”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闽台民间信仰的兴衰嬗变

闽台地区素有“好巫尚鬼”的传统，宫庙寺观随处可见，其民间信仰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东汉至唐中期的汉民族民间信仰逐渐占主导地位、唐末至明初的福建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明中期至民国时期的福建民间信仰的兴盛和在台湾的传播等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终于蔚为大观，成为闽台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传统和无孔不入的力量，对闽台社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闽台民间信仰虽然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但它的“根”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沃土里，“源”于奔腾不息的五千年华夏文明的长河中     

新形势下福建莆田对民间信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

福建省莆田市民间信仰门类繁多、历史悠久,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渊源深远,又与佛教、道教及民俗活动交融,形成了多元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好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在团结信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早部署早落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落地见效,取得一系列成果, 具体做法如下.     

民间信仰:文化记忆的基石

文化记忆是一个共同体有关自我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理想等知识生产与传承的精神生活。因其记忆的信息既非个体生活史亦非普通社会史,而是通过"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所创造的集体共享假设,具有关于世界的公义与秩序、生命的尊严与幸福等"超越日常之上"的价值维度,故它多以宗教类文化为承载形体。中国文化记忆亦与中国特有的宗教文化——民间信仰密切相关。中国民间信仰不仅因其记忆形象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气脉相通而传承着中国文化记忆,而且它的运作机制、所使用的信息载体以及激活、唤醒文化记忆的积极过程,也奠定了其中国文化记忆承载基石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