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制度的中国化:智者大师与《立制法》

智者大师广弘教法,创五时八教的判教方法,发明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思想,创立天台宗的修证体系,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因其创宗立说之辉煌贡献,人们大多注重于他的思想创新,而于其在佛教制度层面之创立,则关注     

莲池大师对邪外和迷信的批判

明代社会,民间新兴宗教纷纷出现,各种传统迷信泛滥成灾。莲池大师(1535-1615)作为佛门思想领袖,发扬佛教破邪显正的传统,对无为教等附佛法外道和佛教界内外的各种迷信观念,依据佛法的正见,一一作了批判。一、对无为教等附佛外道的批判南宋以来,随着正统佛教之衰微,及宗教的不断世俗化,出现了多种民间新宗教,它们大多打着佛法的旗号,而实际宣扬邪见,破坏佛教,并往往制造动乱,历代朝廷多视之为邪教而进行取缔镇压。其中以由佛教白莲宗演变而成的白莲教力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实为当今多数会道门、邪教的祖宗。至明代,此类附佛外道更为昌盛,影…     

当代佛教组织蓝海战略的三个特点——法身寺教团与佛光山教团的对比分析

泰国曼谷法身寺教团和台湾地区佛光山教团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个佛教教团组织,前者属南传佛教之泰国佛教,后者为北传佛教之汉传佛教。然而两大教团从开山至今不过40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经营管理中一定有独到之处。佛教教团组织属于宗教类非营利性组织,蓝海战略是组织管理中的优秀策略。现以法身寺教团和佛光山教团为例对比研究,解析当代佛教组织经营管理中蓝海战略的三个特点:重点突出、另辟蹊径、主题鲜明。     

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太虚大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发动中国佛教改进运动，进而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求中国佛教的振兴，重新恢复中国佛教的世界地位。尽管太虚大师生前所发动的佛教改进运动多次遭受挫折，但他所创立的人生佛教理论和启导佛教改进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朽的，因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佛教的奠基者而载入史册。     

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和融合及相关影响

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之差异主要在于教义和宗教形态两个层面,前者关键在于对本体系空或有之歧见,并由此导致人之平等是否合理的不同认识；后者要点在于宗教骨干是一个松散的种姓,还是有严明戒律的僧团.由于在同一个文化地域的长期共存,两教有了相互吸收和融合,并致使佛教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化和中国佛教包含着不少婆罗门教因子.     

佛教·释迦牟尼

佛教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是当时反婆罗门教的思潮之一。婆罗门教相传形成于公元前七世纪,以崇拜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而得名。此外还信仰多神。它把人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     

大乘与小乘·显教与密教

大乘与小乘教外有教,教内有派,佛教也不例外。同是佛教,却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别。虽然在五台山历史上流传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但它何以名大乘,它与小乘有何区别,仍有了解之必要。自从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之后,开始了佛教史上的“原始佛教”时期(约公元前六、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也就是释迦牟尼与他的弟子们积极活动,宣传、发展佛教的时期。释迦牟尼死后不久,他们的传承     

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不朽的释迦牟尼

佛教的产生固然离不开公元前六、五世纪印度的客观社会环境,但也离不开释迦牟尼个人的创教努力。释迦牟尼因创立了流传世界广大地区,影响后代亿万人民的佛教而不朽。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摄禅归教与摄教归禅:牟宗三禅教一致论之反思

牟宗三先生基于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提出了以慧能禅与天台相匹配为最高的新禅教一致论,其基础在于以存有论为核心的哲学立场。但牟先生此理论有三点可质疑之处:判教标准转移、教内之教外别传与牟式禅教一致论之不足。经过质疑之反思,牟先生仅关注佛教义理的判教标准被拓展为兼顾佛教义理与修行证悟的新标准,并依此判教,得出禅宗较之天台宗更为圆融的结论。     

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清乾嘉之际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

本文对乾嘉之际白莲教起义的历史地理背景、白莲教"襄阳教团"之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分为襄阳城与樊城附近,以三合镇、双沟为中心的襄北平原及以黄龙垱为中心的襄东南低山丘陵区三大块地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空间结构可分为直接影响区域、间接影响区域及联系交流区域三个层次.直接影响区域的空间结构又可分为最高中心地、二级中心地及三级中心地三个层面.在白莲教的传播与空间扩散中,经济-贸易流动体系、短距离的移动及长距离的移民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知"襄阳教团"中的经济-贸易体系与行政区划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尽相符之处.     

《隋书·经籍志》中婆罗门典籍与隋以前在中国的婆罗门教

本文从在华流传之婆罗门文化典籍,婆罗门教徒在华活动史迹,以及夹杂在佛教艺术与经籍中的婆罗门教因子等等,论证婆罗门教曾来到过中国.     

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研究

佛教东传,在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土固有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范式转换。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之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推进     

太虚大师与民国“维持佛教同盟会”研究

民国之初太虚大师成立"维持佛教同盟会",这个佛教组织仅存一年余。但它的成立却很好地反映出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即整顿宿弊,加强僧伽教育,提高修养,倡导佛教慈悲博爱精神,担起社会责任。它的消亡也是当时教界沉疾的必然结果。     

印度佛教瑜伽学之纲要─《显扬圣教论》结构试析

印度佛教瑜伽学之纲要———《显扬圣教论》结构试析释迦世尊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佛教，佛灭五百年后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七百年后龙树菩萨（约公元１５０—２５０）创立大乘中观学，九百年后无著菩萨（约公元四、五世纪）开创大乘瑜伽行派。从无著开始创立瑜伽学，到玄奘大...     

天台智者的内外之判

天台智者非常重视佛教与外道的区别，在对三藏教的判释中阐述了佛教相对于外道的优越性。就产生而言，外道起于对因果的错误见解，而佛教则是由于佛正观因缘悟道而产生；就内容而言，三藏教戒定慧三学诠因缘生灭四谛之理，能引导人们出离生死流转之苦海，而外道戒定慧虽有邪正之分，但都不能出世离苦；就修行而言，三藏教有四门入理，佛依悉檀因缘善巧设教，而外道之四门皆无悉檀因缘；就次位而言，三藏教念对初心成就，既已远胜六师外道。智者认为，佛教与外道优劣虽属天悬地隔，但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

印度佛教在其创立之初即有着人本化的意蕴,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人格则彰显了佛教的伦理特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伦理相冲突、调适、融合,则真正实现了佛教伦理的大发展。佛教伦理中国化或者是彰显佛教原有的伦理文化因素,或者是与中土伦理相融合,作为其结果,中国佛教伦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在佛教徒中有重要规范作用,而且对中国伦理文化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佛教中的无神与有神观念

佛教中存在无神的观念,也存在有神的观念。出现这种状况既与佛教产生时提出的一些核心理念相关,也与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需要扩大影响,争取更多信众有关。佛教的无常、无我和性空等思想支持该教主张无永恒之实在神的思想。而佛教在发展中需确立一个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存在或主宰者,借以吸引更多的佛教信众,这种需求又推动佛教认为存在着没有神之名的威力无比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