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

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孔子的“天命”与“仁”

孔子的"天命"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德性"的形式落实在个体生命中;二是作为"使命"为个体所感悟而成为其人生动力。这两层含义都与"仁"密不可分。"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其道德力量和自我创造能力成就了"天命"的权威性和原发性。作为外在的力量,"天命"的意义是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命令促使个体去实现"仁"的内在要求。于是,"天命"和"仁"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贯通。当然,完成这些需要"仁"能够自由地呈现自己,也即个体的性情能够自由发挥。自由的性情不仅能够展现"仁",从而实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共在,同时也能让个体真切地体会到"天命"的存在并主动承担之。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春秋末年以前的宗教天命观与自然天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于考察春秋末年之前的"天命"与"天道"观念。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教天命观还是自然天道观在春秋末年以前都已经完全形成了。文章具体包括:(1)虞夏商时期宗教天命观的萌芽。这是宗教天命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其中殷人的天命观可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2)西周时期的宗教天命观的发展。"天命"观念到了周人这里有一个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这种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天命"这一语词(包括相近的语词)在周代已经完全确立;第二,周代用于表述"天命"观念的语词比之商代要丰富得多;第三,周人的天命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第四,周代天命论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强调天命无常,即更强调人的主观努力。(3)夏商周时期自然天道观的萌芽。这主要体现为自然意义之天以及"天道"概念的出现。这一时期是自然天道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4)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的成型。这一时期,自然天道观已经完全形成了。这表现在:首先,自然天道观中的自然涵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自然之天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自然无为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其次,"天道"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具体涉及以下问题:"天道"概念被广泛使用与占星术在这一时期迅速且高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更为宽泛意义的"天道"概念也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或理解"天"的认识也已经形成;与此相关,更多有关规律和法则的表述虽不用"天道"这一概念,但其涵义却与"天道"相同。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

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     

西周初期人文意识与历史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

经过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西周初期思想意识领域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其突出表现是 ,文明社会初期阶段 (夏殷 )以崇神事鬼为特色的鬼神观念衰落 ,蕴涵伦理道德意味的以人为本位的天命观念形成 ,融入了人文意识的、有别于夏殷神意史观的天命史观的出现。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 :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神话传说的历史和人类现实社会的历史 ,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精神的增强和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形成。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天命·仁·正名知言——孔子思想散论

从根本上讲,孔子思想学说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生命哲学.“天命”观、仁论、政治一文明史观、正名知言说是支撑起孔子生命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孔子“天命”观把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最高的和理想的形式.孔子仁论探讨了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质上的分裂性和辩证地复归于整全的可能性,仁本身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既分裂又统一的矛盾性特征.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社会目标的政治一文明史观,是孔子“天命”观和仁论的中介,也是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历史一现实基础.孔子从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现实中经验到和体悟到的、并且理性抽象而来的正名知言说,是孔子生命哲学的归宿,并且使孔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重视语言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对《论语》中孔子言语的理解,关键在于解读者个人的本己性体悟,引经据典式的解读不能激活孔子生命哲学、从而使其具有此在当下性质.     

道德形上学和礼法互补——战国儒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推进

郭店竹简最早从心性论上探讨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中庸》和孟子循此路向,将人的道德需求上推到超越的形上之天,为道德生活确立了最高的理据,解决了道德的终极根源问题,建立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郭店竹简最早把刑法与礼乐并列为教化民众的手段和内容,开始了对传统儒家政治主张的重大变革,并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合理性,这些都被荀子所承袭,并最终形成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礼法互补的治国模式理论。     

方孝孺人生哲学的立德特征

方孝孺的人生哲学依据天人合一的天命观,基于对天命的自在必然性与主体顺应天命的自为应然性的考察,确立了以立德为本的基调。其人生哲学的立德特征重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价值论上通过构建德福等价的幸福论与"立德致福"的报应论消除德福不统一的矛盾;二是在生死观上通过阐发"生有德、死无愧"的死亡观和"立德为要、精神永存"的不朽论化解生死问题。孝孺之说充分展现了美德论伦理学的崇高人格理想,其榜样意义甚大,现实指导意义则十分有限。     

儒家“中和”思想对“天命”的开显

在儒家思想中,"中"是万物之性得以恰当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是不同事物按照一定方式结合时所呈现出的内在精神。因此,"中和"在客观上可以看做一种标准,此标准规定万物呈现其性时不仅顺畅自然而且与他物互相协调。同时,"中和"在主观上可以看做本心的呈现方式,为本心转化为道德行为提供原则。天命内涵中不仅包括天地生生之道,也包含个体对于自我生命的感悟。对物来说,天命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对人来说,天命除了表现为自然禀赋之性外,还包括其内心对人生使命、生命归属等的感悟。因此,"中和"一方面会给予物以恰当发挥其性的条件,另一方面则保障人能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中和"能够从两个方面最大程度地开显"天命"。     

顾宪成之性命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主要讨论顾宪成对于性、命二者关系的看法。"天命"思想在顾宪成的思想中很重要,认为这是学问的"大头脑",是源头所系。他论性命主要依托于对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二条的解释。然他论性命与孟子之意甚相反,主张性命交关,孟子则主张区别性命。顾宪成之性命的含义与孟子不同,与程朱也不同,特别是命的含义差别最大。孟子犹以命为命数之命,为在外者;而程朱则逐渐转向以气质论命,把在外之命归于在人身之气质;顾宪成所谓命则为先于性者,为"天命"之命。性、命二范畴在他的思想中有着特殊的界定和重要性。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乘时通变:文中子易学思想及其政治主张

隋代大儒王通的政治思想进路源自家传易学的"乘时通变"思想,展现于其具体方面则有不同表现。在宗教观上,王通秉持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肯定了佛道二教在教化民心方面的补充作用,提出"三教可一"说;在制度论上,他舍弃玄远的"二帝三王"旧说,提出取法文献记载完备、参考价值更大的"两汉之制",尊奉"七制之主"的观点;在民族观上,他恰当应对民族大融合的现实状况,抛开"夷夏之辨"的偏见,以能行仁政善治者为天命所归,认可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正当性。王通的思想,是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唐大一统创建之时,儒学自身发展变革以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新的理论高峰。     

孔子天命意识综论

孔子有极深刻的天命意识 :他注重对神的体验 ,认为神是现世道德的本源和保证。孔子天命意识解决了道德的本源问题 ,可以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提供心理支持 ,并对芸芸众生 (尤其是最高阶层 )发挥规范作用。孔子天命意识的意义 ,还可以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个历史人物身上 ,得到说明 :屈原最终用经验事实 ,否定了天命佑助善良的观念 ,但是 ,屈原恰恰因为彻底拒绝神的眷顾 ,而承受了人间最大的凄凉和孤独 ;司马迁一方面流露了对天道疾恶向善观念的浓重困惑 ,一方面却坚持天命对道德的眷顾 ;王充明确论定天命与德行了无关联 ,但却并没有否定儒学天命观的独特价值 ,即“合于人事”。要之 ,不论是就理论与实践言 ,还是就历史与现实言 ,孔子天命意识均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