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情感向度

孔子紧紧抓住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作为它与社会伦理的契合点。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情感向度,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乐以成善,即伦理主体的情感诉求;乐以节礼,即伦理制度的情感中介;乐以发和,即社会伦理的情感旨归。它以情感为途径,实现了"乐""礼"相生。音乐的存在,个体与社会伦理规范中庸尺度的践行,使人情醇厚、个体愉悦、人伦井然、政清俗美、理想化的社会伦理整体状况成为可能。     

论船山礼学的美德向度与实现路径

船山礼学超越了规范伦理学的视界,实现了从规范伦理学向美德伦理学向度的超越,单一规范伦理视角建构礼学具有局限性,船山主张在规范之礼的基础上建构美德之礼,超越规范向度达到美德向度。船山礼学超越了规范伦理向度,建构了美德伦理向度的礼学,实现了规范之礼和美德之礼的贯通,贯通途径是"礼用",礼用实现美德、赢得美誉、塑造美德人格。船山礼学美德视界的建立使其伦理思想具有启蒙的性质。     

儒家和谐伦理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启迪

传统儒家伦理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仁爱原则以"推及"的方式贯穿始终,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民族)的伦理规范,达到了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宋明时期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人的伦理意识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这种伦理规律的和谐性、家庭观念的神圣性与仁爱原则的超越性对于建构现代和谐伦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及其现代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孔子“克己复礼,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回复到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上,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的和谐。“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在于周礼的精神实质与“仁”的要素组成都是敬、诚、忠、信、义等道德元素,因此孔子认为人们通过“克己复礼”可...     

论早期儒家《诗》学中的情礼关系——以好色之情与礼为例

本文试图在情、礼关系的框架中,考察早期儒家《诗》学围绕好色之情与礼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孔子围绕《硕人》之诗强调了礼仪形式的根底、素质的重要性。后人又借由孔子有关《关雎》的论述,将好色之情作为礼质,承认其合理性并要求有所节制。楚简《诗论》、帛书《五行》则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为礼仪的节制寻找内心的依据。儒家《诗》学的讨论将一种本能的情感因素纳入到了礼的范畴中,并为礼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根基与依据。     

复仇观念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冲突与调和——由《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谈起

《礼记》中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由此可知,于孝道伦理维度而言,子报父仇乃属当然,而且合乎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由此作为基础来思考,发现复仇问题与儒家的仁爱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因此,基于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也可能会陷入伦理困境,其周延性似乎也受到挑战。然而,深入考察影响复仇行为的"以直报怨"原则,并将其放在儒家仁爱思想的视阈下分析,就会发现,儒家学者为了调和这一冲突,在"礼"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以"礼"规制复仇行为,既保证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周延性,又为人们的复仇情结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论语》:一种可能的情感解读

在面对三代经礼文化日益衰颓的社会情势时,孔子开始向人之内在情感领域发掘道德实践的理据。这种发掘,一方面使他实现了对传统礼乐的改造,一方面则凿通了经由内在真实情感的抉发而走向儒家性情论伦理思想的义理道路。这种人本主义的情感关怀和情感诉求,渗透于孔子诠释道德要目与道德行为、论《诗》、论乐的诸多言论之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语》是一部未言“情”字(“情感”义)而又处处关“情”的著作。     

从邵康节、陈白沙之诗与诗论看宋明理学诗的特点

理学诗是指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的诗.邵康节的诗突出表现乐的情感,这与他的观物学说相联系.他重视诗“曲尽人情”的作用,也对“累于性情”、“溺于情好”保持警惕.陈白沙以诗为教,以自然为宗,强调自然之乐,认为“论诗当论性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习诗歌的修辞技巧.宋明理学诗的整体特点是:(一)重视吟咏性情,抒发乐的情感,并间接阐明义理;(二)相对轻视修辞技巧;(三)不排斥议论,但也不主张单纯以议论为诗.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孔子诗教与礼乐观发凡

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大于"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诗"来兴发志向,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六艺的变迁及其与六经之关系

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六艺除了六经还包括解释六经的传.经之得名,乃对传而言,并非推崇六艺的产物.六艺是从课程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六经是从课本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汉朝人在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概念的时候,有时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有时是从课本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     

《论语》中的“孝”:亲情本位的伦理精神

《论语》中,作为古代儒家伦理情感基础的“孝”,包含“孝”的道德本原性、孝与“父之道”、孝与“礼”、孝与体察父母之心、孝与“养”、孝与“直”及亲亲相隐等方面的义理.批判扬弃《论语》中的“孝”思想,对推进当今养老、敬老道德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     

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礼"-徽州祠堂之"伦理"理性

在儒家伦理中,礼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则。祠堂,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法文化的载体,体现着“礼”的伦理理性精神。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