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邵雍自然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

邵雍自然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徐刚南宋大儒朱熹在构筑宏大而缜密的思想体系时,以北宋二程学说为主,兼综张、邵之学。前者时人不乏高论,后者时人少有涉及。本文从先天图、《皇极经世》、先天象数学、时间观、太极、道、神、动静、以理观物、以物观物、物之理等多元角度...     

论顾炎武的天人观

顾炎武的哲学是上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理学人事观的思想基础在于“天人合一”观,就是将天道（“理”）与人道（“性”）融成一体,所谓“性即理”也。在此基础上,理学更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转换成“天理”与“人欲”关系,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这里“天理”既指天道又指人道,与之相应,“人欲”则既指人心又指人事。所谓“去欲存理”,在人事观意义上,其实就是主张人事绝对顺从天道——在心学那里,天道被融于人道而变成了“本心”,此“本心”乃是天道的主观化形式。这种人事观,无疑属于“无为”论范畴,只不过在理论形式上…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二程兄弟认为,邵雍的先天易学象数模式"无所用于世",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以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一边口上赞誉有加,一边却极不认可,甚至视之为术数。与二程兄弟不甚认可邵雍先天易学相比,其门人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非常认可者,如杨时、尹焞以及后期影响力较大的四传弟子朱熹等人。此中,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从侧面透出不尽认同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对先天易学的两极态度及相关评论,以理解和把握邵雍以后先天易学的流传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诠“天”

天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学术界多数人相信天属于人格神,具有超越性。其实不然。中国古人所讲的天原本指苍天,即物质之天。由于中国古人相信万物有灵,以为天有生命,因而有天神。这便是所谓的人格之天或宗教之天。这个所谓的人格神或宗教之天与人类同在一个星球,因而没有超越性。又因为古人相信天生万物,天因此决定宇宙万物的生存。这便是主宰之天。但是,天的主宰者地位在宋代被逐渐削弱。天的自在性、自然性与自足性使其成为天性、天理的修饰词,从而获得了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意义。多数人以为这些天是不同的。其实,这些内涵都是苍天所具有的意义。天即苍天。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0年10月,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发起和举办的这次讨论会在武夷山市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朱熹学说的丰富内涵,朱子学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现代价值等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现将讨论要点综述如下。 朱熹学说的丰富内涵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学说涉及经学、史学、道学、佛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与会者主要就其本体论、宇宙观,道德伦理观等展开了热烈的讨沦。 本体论和宇宙观。朱熹综合二程和张载的理气学说,建立起了以理为主,而以气为辅的系统的本体论和宇宙观。有论者认为朱     

以理论孝：儒家孝道正当性的哲学辩护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理便是性”,仁、义、礼、智、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先验性地包容于理本体之中,并因为“理”之先验存在而获得形而上证明,儒家孝论从而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

在阳明后学"蹈虚"和西学东渐"重实"的思想背景下,明清之际儒家学者对传统"格物"说进行了重新诠释,试图以此会通中学与西学。其代表性人物方以智折中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说,以"格"为能格之物和所格之物的心物交格,以"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三者而一的天理,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均纳入到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氏的这一格物观,使其一方面注重吸纳西学中合理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以"质测"与"通几"互藏观扬弃西学,特别是批判天主教神学,从而保有儒家的价值关怀。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张载理观探微——兼论朱熹理气观与张载虚气观的关系问题

对于宋儒的理观研究,国内学术界历来关注的对象是北宋以理标宗的二程,以及南宋的朱熹。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丁伟志发表《张载理气观析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陈来所撰《关于张载的气观和理观》一文对丁伟志做出了回应,推进了对张载理气观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有两个倾向,一是认为张载重气不重理,此易造成对张载理观研究的轻忽;二是对张载之理的定位不准确,认为理是张载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张载有关理气关系的言论甚少,理气关系直到朱熹那里才成为一个成熟的思考框架,故本文把焦点聚集于张载的理观部分。本文…     

从“天理”到“公理”:东林学派“合并为公”思想解析

为救治宋儒理学的拘泥支离,阳明心学提倡致良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为王学末流提供了随意体认天理的依据。针对心学流弊,东林学派用共性定义人性,用公序安置个体,用戒惧收束人心,将个体之心的发扬建立在群体共生的基础之上,用高攀龙的话来概括就是"合并为公"。"合并为公"理论为如何处理一与殊、群与己、天道权威与个性挺立的关系给出建议,与理欲之辨、君臣分职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东林学派的"公理观",成为与朱熹"理一分殊"、王守仁"万物一体"、刘宗周"一统于万"、戴震"理即分理"等论题共同构成由"天理"到"公理"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理”在工夫过程中的柔性化诠释

朱熹工夫论具有述行式的特征,工夫就是反复述行"天理"的过程。在"理"之"所当然"的方面,工夫过程可以阐述为"心具众理",以明了心对性、情的主宰;而在"所以然"的方面,由"博"至"约"即工夫由乾转坤,在忠信传习的述行中给出对"天理"的"要约"。"理"的"所以然",是其"所当然"的"要求"给出的。这种要求体现在,义与智的用刚而体柔、仁与礼的用柔而体刚的空阙之间,由诗性的柔和模拟而要约出"理""德"的新意义。述行式的工夫过程,尤其在智、仁之际的空阙处,可以对"天理"的内涵给以革新性的要约。     

评二程溶天理论、修养论为一体的伦理学说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二程充满社会危机感,但反对变法,主张用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办法来克服社会危机。他们以封建伦理为中心,把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融于一炉,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二程以混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比附的手法,把封建道德天理化,同时吸收张载区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二程的道德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先王之道斯为美”试解

一、问题的提出“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对这段话的解说，一般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为准。朱熹认为，礼有体有用，“体”指的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修史者奉为圭臬,而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往往据为准绳。 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