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道真经学世家初探CSSCISSCI

陕西是经堂教育的倡兴地,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陕西学派。经学兴盛,经师辈出,诸大经师亦设帐任教,涌现出不少经学世家,其中马道真经师及其经学世家就是其中之一。一、心真教真马道真马道真是其家族中已知最早的经师姓名,在家族文献中被尊称为始祖,因而以“马道真经学世家”称其家族较为恰当。     

南北朝经学述评

南北朝经学上承汉魏两晋,南朝重魏晋传统,北朝重汉末传统,但南朝亦习郑学,北朝亦有王弼《易》学与杜预《左氏》。刘宋最重礼学,萧齐因之。南朝经学最盛于梁代,武帝会通三教,尤重经术,学风自由,尚慕玄风。皇侃《论语义疏》是南朝流传至今的最完满的经学义疏体作品,表现出南朝学风。陈代经师多喜老庄。总括南朝经学,可称为开放型经学,不拘守一家一教,层次丰富,不仅仅是玄学的影响。传世的十三经,从内容上可分为六类:文字训诂学、典章制度学、政治历史学、政治文学、政治伦理学和哲学;从政治方式上又可将经学分为训诂、义理、实用三种。在南朝,这三种经学都较发达。北朝经学与河西文化、关陇文化血缘密切,又得力于北方世家大族,保存汉末经学传统较多。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热心提倡训诂经学与典章制度学,力图按照汉族既有纲常名教,加速社会封建化进程,实行自上而下的儒家文化洗礼。其中以徐遵明所传郑学影响最大,后之经师多出其门下。北周熊安生《礼》疏,已有综合南北经学倾向。     

《渭城里大寺碑》记载的经学传系 上

<正>近日,阅西安清真大寺存《咸阳渭城里大寺碑》(以下简称《渭城寺碑》)拓片,发现其碑文中有三行关于陕西经学系传谱的重要记载。关于《渭城寺碑》,据马长寿教授主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记载:"在胡登洲墓碑的西北,还有一碑,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在碑额上有四个字:‘见月凭证’,可知此为一回文月碑无疑。回文月碑一般都立在清真寺内,是作为推算回历的依据。同时这碑旁有两行汉字,一是‘陕西西安府咸阳县渭城里大寺注解经学口口(阐扬)圣教除邪归正统教口口(原籍)咸宁县北门外东菜园后从长安县大皮院受业九世门徒刘长清水若氏撰识虔诚敬     

《经学系传谱》与苏菲主义

经籍、经师和经堂是经学教育中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经籍、经师是经学教育的主体,在整个经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历代经师在授徒教学时,吸纳或借鉴域外(更多是波斯的或中亚的)来华传教师及其携带经籍的苏菲思想,这从客观上奠定了苏菲思想对经学教育影响的基础。从赵灿所撰《经学系传谱》来看,各地经学学者对苏菲思想的承传使之遍及大江南北,这种全局性的、长期的影响贯穿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始终。当然,影响经学的苏菲思想既有遵法性的也有非遵法性的,但总体看来遵法性的苏菲思想占去了经学教育的主流。值得一提的是,就经学经师与域外来华传教师之间对有关经籍疑难问题切磋讨论的娴熟和广深程度而言,足见历代经学大师学问的渊博和功力的深厚。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经学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     

中国化经学思想的构建及其历史初探

正一、历史上对中国化经学思想探索中国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重要元素。特别是从明代之后,中国化经学思想逐步产生、丰富和完善,影响深远。(一)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经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登洲,胡登洲开创了以培养我国伊斯兰教经师为目的的经堂教育,成为我国经学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清之际自胡     

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以刘歆为中心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真境花园》在山东学派的传习及其经学价值

《真境花园》是中国回回经学的重要典籍,历来受到各地经师的青睐,至今西北、华北仍有部分清真寺在传习。笔者基于田野调研和文献研究,在本文中主要考察《真境花园》在山东学派的流传及其经学价值。深入研究中国回回经学,对正确认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精神内涵,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刘敞的性与天道之学及其意义

北宋经学家刘敞被视为"经学变古"之重要引领者,然其经学思想中所具"性与天道"之学却蕴而未彰。刘敞于《论语》注解中阐释了性、仁、圣、道、理、中等范畴,对儒家道德形上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并未建立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且有以道解儒的驳杂性,然刘敞思想对理学演变确乎产生了促进作用,显示出北宋前期经学转向对于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两汉时期, 兰陵地区经学兴盛,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 大批造诣精深的经师出现, 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并对两汉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圣符契”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一段话:"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要理解这句话,必须首先确定"道"与"圣"之确切含义。《景教碑》中,此句话的前文乃是"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根据文义,"道"显然指景教。那么,"圣"指什么呢?有西方学者将该字翻译为"先知"(prophets)。若照此理解,上文的意思即:景教和先知相处和谐。这话显然不通。     

郑玄的“法”与“道”

两汉今文经学将经书大义统一于孔子之法,及至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将《周礼》与《左传》纳入经学体系,对经书中的制度差异,郑玄理解为虞夏殷周制度的差别,因此,在郑玄的经学体系中,出现了不同的圣人之法。但是,郑玄的经注之中,并不着意讨论这些圣人之法中是否有共同的道。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郑玄的经学进入中国文明史,这一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而在其框架中寻求"多元化的圣人之法"背后共同的"道",成为新思想的基本动力,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在这一经学背景中展开。     

廖平与“通经致用”

近代,廖平以经师身份名世。他一生努力著述,留下大量经学著作,其著述本身又属于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行为。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廖平将"通经致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准则,同时以此说明,不能直接将廖平著作中的论述作为确凿可靠的结论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加以引用。     

“有”、“无”之辨——《老子》第一章再读解

<正>《老子》第一章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也可视为整部《老子》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定其所导,"名"("恒名")由此而明其所谓;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自《韩非子》以至于汉魏以降,《老子》注疏之众不可胜数,而诸注之意境则大都可从其对于第一章的诠释判别高下。今以帛书《老子》为底本,参酌世传碑、刻、注本,于前贤思绎之未尽处对《老子》第一章再作申解,以期寻取"众眇"所通而我心所契的玄理之门。或有未当,方家正焉。     

以经学兴 以国戚亡──汉伏胜家族兴亡史略

汉不其侯伏胜家族,起自秦博士伏胜,止于孝献皇后伏寿,中经两汉,历十六世,约四百三十余年。伏氏家族,自始祖伏生起,累世经学,自武帝以儒术为封建专制国家官方政治伦理哲学之后,代为帝师,位至宰辅,世卿世禄,与皇室通婚,可谓集经师、国戚、大臣、士族大地主于一...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姚伯多造道像碑文拓本考释

北魏太和二十年《姚伯多兄弟造道像碑》,道像附刻长篇造像记,是研究我国道教历史和早期道教造像极为重要的材料。原石今存陕西耀县博物馆,风化剥蚀已很严重。数十年来,研究者或未见善拓,或不识碑字别写,释读未确,以讹传讹,导致论说多误。今据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泐蚀较少之早期拓本,参考道书文献及有关材料,重为考释隶定。本文为作者研究该碑之部分内容,综合论说将另文发表     

回风混合之道与六卷本《上清大洞真经》的成书

本文从陶弘景《登真隐诀》中所描述的《大洞真经》"大、小本"的关键区别"回风混合之道"入手,指出《云笈七签》卷三十《大洞回风混合帝一之法》即为其完整文本。由于其与修诵本经至为密切的关系,该经法本在原初《三十九章》前。在从《大洞灭魔神慧玉清隐书高玄真经》到今六卷本《上清大洞真经》的发展中,该文本最终被剪辑编入《三十九章》中,从而形成今卷二至卷六的主体内容。通篇完整的文本对应、微殊差异以及本经卷一所启"大洞真经师"和"回风大混合师"的内证表明,今六卷本实乃陶氏所见含"回风混合之道"的"大本"在发展中改编增补而成,这是破解今本《三十九章》层次结构的密匙,可印证或纠正既有诸多认识。     

临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释

临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释李凇陕西临潼县博物馆收藏有六通北朝造像碑,均出自县内各地。《文物》月刊曾公布了这批碑的详细资料及照片。①从这些资料来看,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其主要疑点在于造像碑的宗教属性,即是否有道教内容及如何有道教内容的问题。《文物》所刊资料...     

论徐无闻“清雅刚正”书风及其美学思想的形成——以徐无闻《鲜于璜碑》临本为例

谈到拙朴厚古一路的汉碑,首先令人称赞的是《张迁碑》,而同样为汉碑中的精品的《鲜于璜碑》,不常为人所推崇。此碑沉雄严整,方劲朴茂,厚拙古辣,其风格与《张迁碑》近似,尤其是此碑的碑阴。碑刻一般是古代书手先写,然后刻工上石凿刻而成。历经近两千年的岁月变化,此碑昔日原貌不同于今日所见。华人德在撰写两汉书法史时,对此碑这样描述道:"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璜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颉颃,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正是基于此,后来书家对书写原本憧憬和向往成了艺术追求的内在动力,给予我们更多的解读空间和想象的视野。通过凿刻痕迹,并结合东汉时人墨迹,尽可能还原于《鲜于璜碑》的墨迹真相,或赋予它新的内涵和审美趣味。     

杨羲写经考——兼论东晋士族与道教写经

东晋道士杨羲写经,以《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为首要经典的上清经三十一卷最为重要,在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中,是洞真部的祖本道经。杨羲以墨书细字的郗体隶书和荆州白笺,开创了上清经写经的基本风格。杨羲写经的身份是早期上清派专门从事经书造写的经师,后被尊奉为上清派第二代玄师。杨羲写经得到了丹阳许氏士族的支持。许氏士族是天师道奉道世家,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了早期上清经的造写和传抄。由许氏士族而展开考察,可以看出,在东晋士族中,擅长书法的奉道世家如丹阳许氏、高平郗氏、琅琊王氏、丹阳葛氏士族中都有代表人物从事早期道教经典上清经、灵宝经、太清经等的造写或抄写。东晋时期,士族写经奉道较为普遍,这是杨羲写经的社会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