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谐思想义理发微

从内涵方面说,儒家和谐观注重不同因素之间良性的交互感通,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从而使事物整体健康的发展变化;从价值基础说,儒家和谐思想立足于生命的体认与感通,认为人要通过对自我生命本质的体认,感通了悟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生命本质,使个体生命积极的融入到群体生命、宇宙生命之中,展开的基本思路是由己及人,由内到外,从修养自身和谐做起,再推衍到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天地的和谐;从现代价值来说,源远流长的儒家和谐思想对当今世界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印度如来藏学的基本义理

本文旨在介绍如来藏学的基本义理,主要从"宣说如来藏之意趣"、"信心与发心之所依"、"如来藏殊胜之体性"以及"转依与果德之成就"等四个方面论述其义.这四方面不外乎即是修习佛法的一套程序,分别涵盖了信、解、行、证等次第.     

佛教义理与因明逻辑

佛学与因明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尚未涉足又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三法印说与因明量论、三自性说与因三相、缘起说与三支论式等这些主要方面的比较分析，认为佛学对因明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彼此间诸多的相息相通之处是不可置疑的；以此阐明佛学与因明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内在因缘关系。不过，佛学与因明在一些关键之点上有其根本区别，表明佛学本身固有的浓郁的宗教伦理体系色彩，而因明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趋向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逻辑体系。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思孟学派:义理与考据之间——梁涛先生访谈录

梁涛先生十年磨一剑,对郭店竹简与作为早期儒学核心问题的思孟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主张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不可偏废,考据与义理并重,对文献记载的"子曰"、"慎独"、"仁内义外"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重新检讨了儒家道统论,主张回到子思去,以求儒学的多元发展.     

王阳明“知行合一”义理再探

在王阳明思想学说自身的演变发展史上,"知行合一"是其在"龙场悟道"之后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早期表述形式。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并不局限于一种"救时补偏"的应机说法,而是从正面论证德性意义上的"知"必然有充足的力量带来相应的道德行为,否则,分离的"知"与"行"将无关乎道德意涵。因此,它与"致良知"在义理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知行合一"这一表述因为不够圆通而被阳明后来放弃,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良知学中"致良知"、"见在良知"、"静坐工夫"等思想的内在关系。     

论易学义理派对道教的影响

易学与道教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已逐步为学术界所承认。但是,过去,学者们多注意《周易》象数学对道教的影响问题,而相对忽略了义理派在道教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认为义理派对道教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作者首先分析了易学义理派对道教造成影响的原因,进而具体阐述了易学义理派在经典注疏、教理建设诸方面对道教的影响。     

"道教的经典与义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浙江金华赤松黄大仙宫承办的"道教的经典与义理"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23-26日在浙江金华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浙江、江苏、吉林、广东、台北等地道教协会的道长,共计50余位学术界和道教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和道教界人士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正一道经箓义理略论

“正一道”,道教称是太上老君亲授张道陵天师的新出治世之“真道”。于是,“正一”之名伴天师创教而益彰;且其蕴义贯穿道教经箓、义理、修养等各个方面,渗透整个道教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抑或谓为道教精髓。本文根据道典,仅就几个主要方面略为论述。一、“正一道”名称之由来《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张道陵乃博学之士,在蜀为官时,亲睹巴蜀民夷的粗俗宗教陋习,欲施改变。于是,弃官遍访参学,历十数年,回到蜀中,依据老学创立道教,以“正一”明宣其道,教化民夷。但张天师所创之教,现存正史皆不言“正一”,多称之为“五斗米道”或“米道”,把传播五斗米道者称为“五斗米师”。这是因三师(天师张道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     

唯识根本义理辨

在当代唯识学研究领域,隐然有一种现象,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对玄奘所译传的有相唯识学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玄奘所译传乃至创宗的法相唯识宗,在中国可谓是命运多舛。玄奘创宗后,法相唯识宗几乎是三传而绝。     

儒家生态责任伦理的义理结构

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道教慈善事业的义理基础

<正>要充分发展道教的慈善事业,必须进一步挖掘道教教义教理中的相关内容,弘扬优秀的慈善思想,同时还需积极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慈善方法和途经。近些年来,中国五大宗教的慈善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其中道教的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进步。这当中,既有国家强盛后道教界本身的经济基础有了很大改善的原因,更与道教界不断加固信仰,深入理解经典,自觉践行道家精神密切相关。要充分发展道教的慈善事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与义理架构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有两步:一是"即心言性";二是"以情论心"。这个进路有三个关键概念:心、性、情。它们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即性即心即情,只不过性是从自作主宰的存在而言,心是从性之自明自觉而言,情是从心性呈现及内在动力而言。由此就形成了孟子性善论"心性情为一"的义理架构。这个结构可以分别从心、性、情等方面来切入理解,于是就发展出中国哲学史上"以觉训仁""以爱训仁""致敬""致良知"等不同的进路和理论形态。     

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

从不同学术进路展开的,关于道教信仰的实践与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断丰富我们对道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腠理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由此,“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也逐步被“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凸显出来。就学理上看,处理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相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道教的义理建构需要内在的一贯性,而这一单数的道教可以成为道教学指向的复数的道教的映照和渊鉴,形成学术潜力和信仰活力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