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的政策 成功的实践──50年宗教工作回眸

共和国走过的50年,各项事业取得全面发展。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这光芒四射中的灿烂一束。当今世界,因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政局动荡和局部战争频繁发生,而我国各宗教团结稳定,和睦相处。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英明政策和成功实践,已愈来愈引起广泛关注。毛泽东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周恩来说：“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结合中国宗教实际,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爱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政治上的统一战线,…     

恩格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索。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但是人们却很少论及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毫无建树可言。但事实却是:马克思是在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澳门宗教界关心的两个问题

1998年12月15H，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北京会见了澳门宗教界人士参访团，就澳门宗教界人士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产党领导下，能不能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是澳门回归后，中央对澳门将实行怎样的宗教政策？叶小文说，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是真诚的，这与我们主张的包括无神论在内的辩证唯物论，并不冲突。其次，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是彻底的，这与遵守我们自己的基本宗旨完全一致。我们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多数人，团结多数人”，为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奋斗。只有尊重…     

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

根据程序公正理论提出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与公众对政策的可接受性的关系问题。研究一通过访谈不同领域的学者,初步揭示了公共政策及其制定程序存在的问题——对公共问题不敏感,解决问题的措施成效低。研究二用问卷调查公众对一个制定中的公共政策的态度,恰与政策制定者的愿望相反,公众并不认可政府解决问题的设想,也不认同政府举行的听证会的结果。研究三设计了一个非等组前后测准实验,在两个互联网站的电子公告板上比较根据不同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政策的可接受性。结果证明,制定政策时了解公众态度可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提高解决问题措施的成效和可接受性     

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规律

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40年之内使自己的祖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是依据着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来进行自己实践活动的;因而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各种矛盾之间和这些矛盾同经济规律之     

整体型社会政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

社会政策是人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操作规则的集合。对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有效解决和顺利实现。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为我们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早期的社会政策理论将经济和社会对立起来。针对这一缺陷,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有效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问题,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情境性",则要求我们理性分析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真正适合的社会政策理念。因此,本文在深入把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问题背景及其进步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背景,提出继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中国形态———整体型社会政策。     

宗教無强迫

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意义在于:信教或不信教是自由的;信仰那一种宗教或那一个教派是自由的;現在信教,将来不信,或是現在不信,将来又信教,也是自由的,別人不得加以干涉。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也是党所坚持的长期不变的政策。信仰宗教的人存在到什么时候,共产党的这一政策也将不改变地继续存在。我們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除了伊斯兰教而外,还有着其他許多宗教和教派。党制定这个宗教政策,有利于加强宗教界和非宗教界以及宗教界內部的团結,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結和社会主义建設。但有些人却未深入領会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不了解伊斯兰教义,主張用强制压迫的方法进行宗教活动。存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没有重視古兰經所說的“宗教无强迫”这句話。从宗教界本身来說,也是不近乎情理的。穆罕默德圣人和他的弟子們在傳播伊斯兰教时,毕尼沙里木·依布尼勿甫部落有个名叫艾森的信徒。曾到穆罕默德圣人那里去控訴說:“我有两个儿子,但他們不肯接受伊斯兰教”。他问:“是否可以强迫我     

国外执政共产党处理与宗教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

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深化了对本国宗教问题的认识,并在宗教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留下了深刻教训,研究这四个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探索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以战略思维、世界眼光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不同启发方式影响儿童理解、运用指示代词的研究

指示代词“这”、“那”、“这边”、“那边”等的指称对象具有相对不固定性,对它们的理解、运用要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转变.儿童对指示代词的理解、运用常出现指称对象固定化的错误,常以自己为参照而未能从说话者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指示代词.这是前运算阶段儿童对事物认识受自我中心制约,思维不可逆的特点所致.正确理解和运用指示代词的关键是要学会根据情境来调整参照点.     

略论晋南北朝统治者对宗教的认识

一种政策的制定既不能脱离对象的实际情况,也与决策者对客观现象的认识水平有关,即是说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其认识根据。宗教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它建立在决策人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之上。那么,晋南北朝封建政府的决策者们对宗教问题的认识究竟怎样呢?     

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现状、挑战与前景

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在近些年得到广泛关注。本文在回顾联合国机构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基础上,以创意经济为例来考察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文化部门的前景、现状与挑战,进而讨论与政策制定、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在讨论中,作者将"发展中的文化"与"发展的文化"加以对比来凸显后者的积极意义,强调创意经济的区域能力建设作为一个新的核心在方法上的改进,并提出依据当前形势来制定政策的新途径。最后表明在保持多样性与促进经济、环境与文化可持续发展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正确的诊断治疗来自医疗实践

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日益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指导诊断治疗的实践,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不仅是个业务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方向问题。现在我准备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实践来谈谈几点粗浅的体会,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医疗实践是获得正确诊断治疗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就是我们对病人所患疾病的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正确的认识是从那里来的呢?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伦理学根据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伦理学根据魏英敏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项国策,有它的法律学和伦理学根据。本文仅就其伦理学根据,作些分析与探讨。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人口的急骤增长,这就是所谓人口数量的“爆炸”问题。...     

真理与怀疑论——论从哲学上反驳怀疑论的限度

真理是什么?这一个著名的问题,不仅仅反映了一个人面对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论点,且必须抉择其中之一而犹豫不决时的那种苦恼,或者说左右为难的心情。进一步讲,这个问题还不仅仅与内容有关,而且与作出判定的条件本身有关:我们究竟根据什么,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某一命题是真,而其否定是假?到了这层次,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认识限定在某一特定类型的哲学问题界限之内,这类问题的研究,可以是反思地从组成物进而思考组成     

关于反腐败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共产党领导必然会发生腐败”吗?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要走历史必由之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由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通晓历史发展规律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     

柏拉图的德穆革与德性生活

柏拉图认为宇宙从"德穆革、相(逻各斯)和空间(物质)"这三个本原产生。他用"审美机制"推断德穆革也是美善的本原,因此"善之相"属于德穆革的思想。他坚持人生目标是"变得像神",即培养理性和德性,使自己过上合理和幸福生活。同理,目前中国道德建设也应遵循如下原则:新中国从"共产党、马列思想和人民"这三个本原产生;共产党需要为人民服务,并通过"改革开放"搭建审美机制,证明自己的善治和纯洁;人民则需要接受教育,增长知识,提升修养,使自己变得神圣起来。     

知性和理性及其在认識中的机能

不断发展的科学和社会实践在哲学面前提出了愈来愈多的问题。特别是,哲学面临的许多问题是与控制论及其运用相关联地发生的。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是一个进行着热烈论战的领域,在这里,参与论战者都在紧张地发挥创造性的想像力。我们认为,控制论的发展进程所提出来的某些哲学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和清楚的阐发,这一点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由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的各个方面没有在同等程度上得到发展。不仅如此,哲学思想花了巨大力量才制定出     

文病十鉴

茅盾说过:“我们应当将写作上最容易犯的毛病列为戒条来警惕自己,我们尤其应当从眼前的实例中……搜寻出最难克服的弱点并且预计到最容易犯的毛病,写起一个自己警戒的‘大纲’来。自然,这样的用苦功,在某些‘天才’看来,是不值一笑的,但是对于尚未证明是‘天才’的年青的学习者以及不敢自居是‘天才’的我们,这是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害的。”因此,将文章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大略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以示警戒: 其一曰文不对题,答非所问。这种毛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说明问题的根据与被     

大数据政策制定中的认知偏差与伦理靶标

要制定出高质量的大数据政策需要解决两个基础性问题,首先,在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之间要消除两种认知偏差,即知识偏差与价值偏差,选择合适的政策制定模式,从而在政策目标的设定与受众的偏好之间形成良好匹配;其次,为了提高大数据政策的运行效率,需要挑选合适的政策工具来承载伦理靶标,使政策符合正义原则,基于预防原则,最大限度上保障政策受众的自由并充分分享大数据政策释放的收益。     

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