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诠释学到批判诠释学

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诠释学对理解何以可能的解决,意在建立理解与同意的统一.而社会批判理论更关心如何有效消除宰制社会的因素,实现理解与批判的统一.因此,批判理论必须纠正哲学诠释学对待理解条件的非反思性态度,通过将18世纪德国观念论的批判精神与哲学诠释学相嫁接,为批判理论开放出可运用于社会批判,且能够在社会理论与历史哲学层面体现出主体间性效应的理性反思的诠释学视域,将诠释学从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理解模式发展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模式.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解读

“信仰寻求理解”源自奥古斯丁在解决三位一体的理解问题时提出的“你们要是不信,定然不得理解”。安瑟伦将其表述为“信仰寻求理解”。“信仰寻求理解”不仅指出了寻求宗教真理的途径,而且渗透着深刻的哲学诠释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开始了为后世精神科学的合法性的奠基。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Interpretation:对“诠释”的诠释

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施佩特的诠释学-现象学

20世纪初,世界语言哲学发生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诠释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的。施佩特作为这一语言哲学现象在俄国的代表,不仅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而且把该现象学与诠释学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诠释学-现象学。该学说根植于胡塞尔现象学,深受狄尔泰诠释学影响,亦有着洪堡语言哲学、斯拉夫派和莫斯科形而上学学派的思想印迹。施佩特对俄国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和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们的研究,开创了俄国语言哲学的新局面。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论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关系

人的行为活动趋于善的特性,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特性。人通过教化、通过自己的价值活动,能够对自己的本性作出决定,能够化性起伪,决定自己是什么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建构一个道德价值意义的世界,使自己获得作为诠释的诠释视域。同时,在一个多元性价值观念的世界,对于事物产生误解或理解分歧的可能性直接要求诠释学的在场。诠释学的理解要求一种回到前理解的共享性前见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作为伦理诠释和诠释理解的双重身份。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贯通,从根本上看,在于它们都分有着实践理性的特性。这种实践理性体现在,普遍的东西的具体化。换言之,是普遍性知识与具体实践情境的结合。     

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与伽达默尔诠释学之比较

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和伽达默尔诠释学在"《五经》亦只是史"与"效果历史"、以己意说经与"读者中心论"、明道求实与实践哲学等方面具有相似处,而在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理论是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本体涵义等方面则存在不同。认识和把握二者诠释思想的异同,可从一个侧面认识中西哲学诠释思想的共性与个性,更好地促进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近年来 ,随着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 ,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一度被学界遗忘的中国传统经学重新回到当代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中 ,“经典诠释学”研究正在形成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方向。时下汉语哲学界的诠释学研究 ,大致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向度 :一是对西方诠释学的介绍和研究 ,以洪汉鼎先生对西方诠释学原典的辶多 译和诠释学理论的研究为代表 ;二是着眼于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 ,充分吸收中西哲学各派的理论资源 ,创立富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诠释理论 ,以成中英先生倡导的“本体诠释学”为代表 ;三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诠释…     

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传统及其问题

哲学诠释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哲学诠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道与言,而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的问题则有四个：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具有逻辑的自足性与自洽性,它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为思想理论的圆环。     

论伽达默尔诠释学中语言、理解与世界的相互归属性

诠释学的基本现象是,任何的陈述都应该被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对话中的理解使人类的各种经验不断地被整合,这就形成了人类共同体。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是在这样的视域移动和扩展中获得、修正和发展的。在这种过程中,人自身也在被获得的诠释学经验改变着。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困境

成中英以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的区分为视角,判定中西哲学传统之差异。在此基础上,他吸收并融合两个传统中的本体论思想,建构了本体诠释学。本体诠释学以哲学诠释学、知识论诠释学以及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宇宙本体论为其思想背景,包含本、体、诠释三个共为一体的基本环节。它试图以此贯通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以及中西两大哲学传统。围绕这两个贯通如何实现的问题,进一步深究其文本可以发现,本体诠释学实质上是以实用主义为基调、以黑格尔主义为思想框架的一种有关本体的思辨。深化这一理路,我们发现它将陷入怀疑论与独断论的两难选择,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     

中医经典文献研究的诠释学向度

中医经典文献的解释可分为语言文字、概念术语、思想文化观念三个层面,历代医家对其作了大量的注解,这与西方诠释学传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历代医家的注解尚存不足,而诠释学则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与思路.通过"是动、所生"诠释历史的回顾,认为经典中医文献研究具有强烈的诠释学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