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与五四新文化思潮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儒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独尊经学转向调和汉宋。由扬佛抑儒转向重视儒学、由宣扬西学转向回归儒家文化本位。尽管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思想并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反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同时，他还曾一度以革命家现身，他辛亥革命时期的儒学思想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乃至哲学思想方面对五四新文化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化约倾向与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２０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如何看待五四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思想启蒙，则不仅关涉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五四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期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主要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新文化建构中的位置

<正>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一、渊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输入中国的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其核心是民主和科学;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并指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固然根基深厚,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意识之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接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辨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潮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牵涉到对“五四精神”的基本把握和历史评价,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８０周年之际,不可不辨析清楚。长期以来,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海内外广泛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把“打倒孔家店”说成是五四新文...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程佐林，徐绍清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文化战士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的激烈反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此，本文作者通过考察“五四”先驱者们对思想文化具体内容的批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良完俱在，精华与糟粕共存。五四文化战士们批判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中有关纲常礼教和封建制度方面，即使对此，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和继承。陈独秀、李大创、鲁迅、易白沙、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陈独秀和李大别都承认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积极意义。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没有价值的偶象和精神拉圾。“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和传统道德中，不仅有需要批判的消极因素，也有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胡适和陈独秀都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仁爱诸美德，虽不是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独有的内容，但它作为世界普遍实践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蕴含。因此应该承认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中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有价值因素。李大＄１）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qel）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     

李大钊与儒学

李大钊与儒学吕明灼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与其对儒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应重视李大钊从走儒家士大夫之路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的研究。五四前后李大钊对儒学的批判最为深刻,代表了时代的高度,体现了一种彻底地反封建精神。李大钊对儒学的认识与态度,整体上是正确的,他既尊重与...     

论传统儒学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传统儒学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格物致知探求大本大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济世救民的圣贤情怀而选择马克思主义；从追求大同理想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群经何语误苍生──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１９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历史·现实·历史观(续)——五四运动及其评价的反思

怎样理解五四科学精神的历史意义?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要对五四作出科学的评价,当然也要从上述时代坐标出发,首先认清五四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在内涵上同当时面临的历史难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做有说服力的儒学

<正>在国学复兴的背景下看儒学,可能利弊参半。利处很明显,至少以往传播儒学的麻烦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基本被扫除,如孔子塑像被搬来搬去无所适从的现象应该不会再出现。弊处则可能在于,公开批判减少的同时,儒学发展的刺激也相应减弱。而接受与应对批评,其实是现代儒学发展的重要助缘。因此,仍然应该直面或明或暗的批评的存在。只是与在传统备受责难时比,现在谈儒学的策略应该不一样。它不应只是对儒学基本思想的澄清与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简论“实学”作为日本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基础

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在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时,日本较为迅速地实现了近代转型,而日本传统思想中的"实学"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本文从"实证主义意义"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态度"两个视角出发对日本传统实学进行了考察,并从这两方面出发讨论日本传统实学在日本近代化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前者开阔了日本知识人的眼界,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务实而非盲目怀疑抵触的态度来对待东渐的西方思想,而后者则使日本知识人更为顺利地摆脱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学政治思想转而接受以制度约束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为日本的近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一生参得野狐禅——论高旭的佛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术倾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个驳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佛学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的精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时的精神栖息之地。因而研究高旭的思想,他的佛学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儒学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是中西比较哲学阐释

儒学是有利于世界和谐的文化思想,但是外国人却并不能够理解儒学的精神,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儒学解释清楚,亦即缺乏让儒学跨文化的能力。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与之比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是以"一多不分"为体。儒学的精神是"和",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完成的,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因此,要让儒学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就必须重视利用中西比较哲学的阐释话语,即在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和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儒学的跨文化传播。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二十世纪儒学的衰落与复苏(上)

儒学在本世纪的衰落和世纪末的复苏，是社会及其文化辩证运动的表现，都有其时代的深刻动因。儒学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帝制宗法社会崩溃，二是西方文化成为主流，三是社会革命运动高涨。但是儒学并没有消亡，因为它的根基还存在，它的思想体系是还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与未来价值的内容。批儒运动只能冲掉它的陈腐僵化部分，而使它的合理内核显现出来。并推动它的转化和创新。儒学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复苏，一是得力于改革开放政策，二是得力于东亚地区的迅速发展，三是由于西方有识之士对工业文明的反省。儒学在它的故乡重新受到重视，它的资源正在得到开发。它将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在世界普遍伦理建设中，在儒商文化建设中，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

二十世纪儒学的沉浮与新儒学的崛起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舞台上,儒学唱的虽不是主角,但也可算是个重要角色。世纪之幕刚拉开,围绕儒学的争论就好不热闹。康有为披了经学的外衣“改制”儒学,招致了章太炎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文字,章氏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这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