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建筑中国化在壁画中的图像见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佛教寺院建筑,是佛教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这种思想的转变也直观地体现在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变化之中。通过不同时期表现佛教寺院建筑形态的壁画,可以直观地了解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早期关键性的演变,同时为了解佛寺建筑中国化的过程提供图像见证。     

略论北魏佛教寺院之功能——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

<正>由于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域内宝刹林立、香火鼎盛,盛况空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1]而及至北魏末年,各州郡所立寺院已达三万余所。《魏书》中云：“（北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北魏佛教之盛,可见一斑。本文将以对北魏洛阳佛寺记载翔实的《洛阳伽蓝记》为文献基础,对当时佛寺的社会功能做些初步考究。     

隋唐长安佛寺壁画研究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就佛寺的历史脉络而言,该时期达到顶峰,表现在佛寺建筑和壁画创作。其壁画艺术无论以释仪像和诸经变为创作主题,还是以宗教类释仪像画,造型上突出地刻画了宗教的灵异,洋溢着对佛教法力的膜拜,在它身上凝聚着社会变动的内容。     

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及其中国化历程

<正>北朝佛教造像艺术受朝代更迭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从犍陀罗风格到中原风格的过渡,完成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并奠定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基础。北朝是指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快速发展。尽管时间跨度只有150多年,但是由于经历了几次朝代更迭,以及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雕像艺术各有不同。     

北魏时期佛教在山西的发展

北魏时期,山西佛寺林立、僧众云集、石窟造像绝然超群,是当时佛教发展最兴盛的区域之一,在中国及山西佛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

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一里程碑。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而且使洛阳再度成为中原地区佛教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实早在汉代，洛阳就是佛法流布的重镇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洛阳之白马寺，即为佛法传入中...     

六朝都城佛寺建筑美学探究

南京在六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都,而佛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建筑,见证并承载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根据文史资料,以六朝都城的佛寺建筑为考察对象,探究佛寺建筑的美学价值。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建筑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佛寺建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其历史与文化;建筑形式的美学探究,一个时期的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头脑中艺术思想凝结的结果,通过对形式的探究深入研习其所要表达的内在内容;对佛寺建筑"意"的思考,给现在佛教寺院设计中以更多的启发。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建筑体现 以明清时期的清真寺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清时期建筑的清真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又具有某些伊斯兰建筑的元素;既与中国的文庙、佛寺、道观等建筑不同,同时又有别于国外的清真寺,形成了独特的韵味。明清时期的清真寺是清真寺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范式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清真寺建筑风格,也是中国穆斯林对世界伊斯兰教建筑的一个贡献。根据现今所存的许多清真寺寺志和碑拓来看,我国大部分清真寺都始建于明代,清代则是发展的高峰期。     

《戒坛图经》与佛寺建筑中国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佛教戒坛是举行授受戒律仪式的场所。据《释氏要览》记载,戒坛始自天竺楼至菩萨请筑戒坛,为比丘授戒,得到佛陀同意,于是在祗园精舍外院建戒坛。     

北魏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发展 以佛教艺术为中心的考察

<正>北魏的佛教艺术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褒衣博带”式的秀骨清像、“以线造型”的壁画艺术,以及中国传统风格的佛教建筑,是古印度、西域艺术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北魏（386-534）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北魏诸帝很多都信奉佛教,采取“崇佛”政策,以之作为“敷导民俗”的手段。     

《戒坛图经》与佛寺建筑中国化

正《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     

略论辽金佛教寺院建筑特色

中国的辽金时期佛教兴盛,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有很多遗构保留至今,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实例,也为辽金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地位的判定提供了依据。对于辽代统治者来说,信奉佛教是其吸收汉地文化,借以统治汉人的工具。因此,辽代皇帝研究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佛教在辽统治     

重峦千仞塔——中国的佛塔（上）

中国的佛教建筑,以其保存的情况和各自的特点可分为佛寺、佛塔和石窟寺三大类型。佛塔从佛教意义上说是最早最为神圣的建筑,大约公元一世纪随佛教传人我国,并与我国传统建筑相结合,成为中华古建筑中一束绚丽的奇葩,也是中华大地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中国佛寺建筑布局发展考略

<正>佛寺是佛教徒供奉舍利、佛像、佛经，举行法事活动和生活修行的场所。佛陀传法初期并没有佛寺，佛寺随着佛教僧团的壮大而产生，精舍就是最初的佛寺。精舍与现在的佛寺大不同，无殿堂无佛像无经卷，只有集体说法堂和僧舍等建筑。塔是一种纪念性建筑，起源于古印度，佛教创立后，这种建筑形式被移植到佛教中来，并成为佛教的象征和佛陀的化身，礼塔成了佛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遂产生了以佛塔为中心的塔庙。随着礼佛方式的变化，礼塔之外还增加了礼佛像和供养佛经等，     

五台山佛寺建筑艺术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自北魏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崇信五台山，视其为“圣山”、“灵山”，对五台山佛寺建造予以不同程度的扶植，遂使五台山形成规模庞大的佛教建筑群。目前五台山保存有中国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七个朝代的寺庙68座，其中，台外21座，台内47座。台内寺庙中，有黄庙8座、青庙39座。     

北魏平城佛教与草原丝绸之路略论

<正>一佛教在北魏时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发展;北魏是中国佛教关键的成熟期~([1])。然而,北魏鲜卑——这个崛起于漠北荒原的游牧民族,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佛教在北魏的传播是伴随佛教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也必然带有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的特色;沿草原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魏书·释老志》云:"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     

龙门石窟与佛教造像艺术的民族化和世俗化

石窟造像艺术的东传之路,是不断被中国文化影响而发生风格改变的道路。云冈二期的造像已经出现了明显世俗化的趋势,加上北魏"太和改制"的影响,石窟艺术中汉民族的文化艺术元素逐渐增多起来。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更是步入了民族化和世俗化的快轨道,由北魏到唐代,龙门石窟历史地见证了佛教造像艺术的转变历程。     

浅析宋代佛教建筑的特色

<正>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转型时期,相比于唐代的佛教建筑,宋代的佛教建筑淡化了宗教属性,院落布局更为灵动变幻,木造建筑技法更为高超精湛,建筑形态和装饰艺术更加多元化。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一个转型时期。相对于唐代而言,这一时期的建筑尽管规模较小,但是建筑形态更加灵活、装饰艺术更加多样化,而建筑构件开始趋向“标准化”,甚至出现了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营造法式》。     

北齐时期山西的佛教

在北齐统治的28年中,帝王积极建寺开窟,僧人躬亲阐理弘法,民众纷纷捐资造像,致使山西佛教兴盛起来,成为自北魏佛教发展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山西佛教发展中带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同时,又不断渗透至大众中去;佛寺林立、石窟成群的同时,又呈现出地域与时间上的不平衡。     

北朝时期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统治者因个人信仰及政治因素,极力推崇佛教。加之山西独特的自然条件,迎来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境内佛寺分布众多。这一时期,山西佛寺呈现出新建佛寺众多、分布广泛、分布不均及石窟寺较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