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圆融视域下唐代文人价值观的变迁

在儒道佛三教合流的思想影响下,唐代文人一方面固守着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在思想领域引领风尚的群体,又积极有意识地试图用佛道思想调和儒家价值观念。初唐文人积极探索儒家理想人物品格的建构。盛唐文人气势高扬,在积极仕进、锐意闻达的过程中,不违己意,从容于达善之间,儒家不通,则寻求道、佛作为补充,悠游潇洒。安史之乱后,文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回归传统儒家的呼声随之而起。晚唐文人对科举取士的旁观更为冷静,批判更为深刻,在思索儒家传统出路方面更加矛盾和困惑,不得已在唐传奇中通过小说的形式,试图探索佛、道对儒家的超越。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

峨眉山宗教的发展史曲折复杂。最初应是民间儒家祭祀，然后仙道略先，佛教随来，天主教最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道二教，峨眉山被佛教称为“大光明山”，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故又享有“仙都佛国”之誉。由于受历代帝王“抑道扬佛”、“灭佛崇道”以及儒家的影响，加上自身的变迁，佛道二教在峨眉山兴衰时有变化，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马一浮的佛学观

现代新儒家的宗师马一浮有着精湛的佛学造诣。在马一浮看来,儒佛两家,各有悠致。他运用华严宗的判教理论,将佛教摄入儒家六艺的范畴之内,从而使儒家六艺的发扬光大获得充裕的文化资源,使儒经佛义迭互阐明,相资并发。他继承了中国学术重“意”轻“言”的传统,在以本原自性为终极真理的意义上,主张“儒佛俱泯”。马一浮自觉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以其真切的学术抉择,坚守了一方固有的精神家园。     

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家人性论时,有两方面的思想资料可供借鉴。一是自先秦到唐末的传统的儒家人性论,二是佛道二教的心性论(这里只谈佛性论)。将儒家人性论与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想方法、修养途径、政治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一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以后宋明理学对儒家人性论进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不无裨益。     

从邵康节、陈白沙之诗与诗论看宋明理学诗的特点

理学诗是指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的诗.邵康节的诗突出表现乐的情感,这与他的观物学说相联系.他重视诗“曲尽人情”的作用,也对“累于性情”、“溺于情好”保持警惕.陈白沙以诗为教,以自然为宗,强调自然之乐,认为“论诗当论性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习诗歌的修辞技巧.宋明理学诗的整体特点是:(一)重视吟咏性情,抒发乐的情感,并间接阐明义理;(二)相对轻视修辞技巧;(三)不排斥议论,但也不主张单纯以议论为诗.     

论于慎行的佛、道思想

于慎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其佛、道思想生动而集中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思想风貌.于慎行参禅学佛,但对佛教现状多有批评.他探讨了佛经的翻译问题,援引佛经义理来诠释儒家经典.于慎行严格区分作为宗教组织的道教和作为学派的道家,除开晚年,他对道教基本上抱持相对疏离的态度.他服膺黄老之学,以无为政治为其施政理念,同时也深受老庄学说的影响.于慎行主张以儒家为主导,统摄佛、道,实现三教融合.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韩非思想的历史地位

韩非适应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统一代替分裂的形势,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学说,创立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和主张“世异则事异”的历史发展观;否定儒家、墨家的仁义、兼爱的道德观念,提倡狭隘的功利主义。在哲学上,他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改造老子的道,建立了以道、德、理为骨架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唯物主义反映论。韩非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既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又主张君主不受制裁、暴力论和文化专制,既主张举贤任能,又主张君主玩弄诡计;既主张听言纳谏,依法处世,又主张君主至上,权力万能;既用社会生产,物质因素说明历史发展,又把历史进步归功于少数圣人。在哲学上,韩非的贡献则是主要的。韩非的思想是地主阶级夺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理论。因而当中央集权建立之后,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过它被封建统治者在阳儒阴法的形式下继承着。     

试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融合

《老子想尔注》是早期天师道的经典,该书对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主张给予了充分认同,并认为这是“道”人所教.因此该书对儒家的立场是:道儒合流,且在对儒家伦理认同的基础上确立“道在儒上”的优先地位.《老子想尔注》批判的“伪伎”所指并非儒家,而是天师道初创时期自称道教的其它一些道教或准道教派别.     

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

儒家重视教育、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又被称为儒教。儒教就本来的意义说,是指儒家之人伦教化,教育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兴私学,办教育,自孔子始儒家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并保留下来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教育是成德之教,首先要成就的就是一个“成人”,而不是具有某方面技能的专家。但成德之教归根到底是每个人自身的事情,儒家虽重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启发式教育,但更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我修养,此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教”。历史地讲,儒学或儒教并非宗教,但在人文教化中所…     

朱熹与李退溪理气观异同及意义

本文认为朱熹与李退溪的理气观各具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理气观上的个性促成了他们对心性理论全新的创意诠释,从而完善与发展了儒家的性理之学。二子皆是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者,在许多命题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子理气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气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大不相同,在朱熹,虽然从理本论角度排定理主气从,却非贵理贱气,对理气关系重在“合”;在退溪,气的重要性减弱了许多,更重理气之“分”,表现出主理抑气倾向。这些特征造成了他们对人性本质内涵的理解、规定及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的处世心态及文学表现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的冲突始终不绝,而三教的融合也从未间断。到了宋代,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度的相互融摄、补充,则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求。宋代士人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中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使他们精神振奋,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     

荀子思想与秦汉政治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继承了孔子以后儒家各派的思想精华,又博采其他学派之长,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方面,他一生关心时势,投身社会,总结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并提炼为理论,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了指导思想。他的学生称赞他:“德若尧禹”,“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荀子·尧问》。下引该书,只具篇名)。他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尤其是对秦汉政治产生了深     

《禅林宝训》伦理思想儒学化探析

《禅林宝训》反复宣说的道、利之辨以及诚信等道德规范 ,在内容乃至形式上与儒家伦理基本一致。《禅林宝训》充分吸收儒家伦理思想 ,主张儒、佛融合 ,一方面是加强丛林自身道德建设的内在需要 ,另一方面是中国禅宗人间化的客观要求。佛教的五戒十善等伦理与儒家伦理存在相似之处 ,这为《禅林宝训》充分吸收、融合儒家伦理提供了内在理论契机。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衰颓的底谷,至唐又逐渐发展宏大起来,唐太宗对宏扬儒学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尊儒崇经,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他推行的则是“王道”政治。然而,史学界不少论者却将唐太宗作为法家人物看待或者过分强调了他对于道、佛的推崇,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的尊儒崇经及其儒家政治观作一剖析。     

从经学角度考察孟、荀思想的不同取向

<正> 孟子和荀子都自诩为仲尼之徒,儒家学派的捍卫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取向却有明显的不同:在世界观问题上,一个主张“天人合一”,一个主张“天人相分”;在人性论问题上,一个主张“性善”,一个主张“性恶”;在政治问题上,一个主张“法先王”,一个主张“法后王”。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先秦其他无为思想的区别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