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纯粹理性的“戒律”与“法规”——不能被忽视的“先验方法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存在着忽视、甚至是无视"先验方法论"的现象。作为与"要素论"相对应的第二大部分,"方法论"阐发了将此前"批判"的结果建构起理性大厦的基本原则,因而构成了整个批判哲学的"总纲"。作为"方法论"的核心,纯粹理性的"戒律"和"法规"与理性的两大立法(自然的立法和自由的立法)直接相关,因而关系到对《批判》的根本任务、康德形而上学的目标与建构、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理解和把握。     

鲍德里亚的“hyper-”概念群及其对现代性理论的极限演绎

本文将鲍德里亚定位为超级现代性的代表人物。超级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自身的过度发展。肇始于19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曾经作为对这种"过度"的命名而存在,但却未能准确概括出这一思潮的基本走向。鲍德里亚用一整套以hyper-,而非sur-为前缀的概念来表达这种"过度"发展的超性观念,即以超真实为表达对象的拟真、拟像的概念体系所构筑的两套审视历史演进的序列,它们清晰地描述了生产性逻辑发展到极致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现象,即现代性极限化的演进逻辑。而这种现代化的极限演绎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路径,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探寻颠覆资本主义的途径。     

“现代性”批判的先声——重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异化现象是资本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深刻表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揭示了异化现象的秘密,同时也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限制及其缺憾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学界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已有很多成果,但从总体倾向上来看,大量论文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而往往不大去关注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社会及历史根源,以至于我们通常在了解所谓现代性的弊端之后,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还难以形成清醒的认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这一批判既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同时也为现代性批判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现代性逐渐深入的今天,重温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就有着某种十分重要的现实性。     

从“消极辩证法”到“积极辩证法”——《资本论》主题的“近康德”阐释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马克思《资本论》分别揭示了形而上学与政治经济学混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同谬误: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混淆了"知性"与"理性",将超出人类直观经验的"普遍整体"当作了知识的对象;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当作了价值的"普遍创造者"。与黑格尔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对辩证法之能动性的积极肯定不同,康德坚持"知性概念"在"认识形式"和"直观经验"之间的综合功能,反对"理性辩证法"对"知性"之综合功能的僭越;马克思坚持"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所发挥的一般等价物功能,批判"资本逻辑"对"货币"之等价物功能的扩充;两者均对辩证法的能动扩张抱一种"警惕"的态度。必须区分辩证法的不同功能与适用领域,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兼别之辨”与先秦儒墨论战的几个诠释维度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墨子批判周、孔,后来的孟、荀又批判墨子。20世纪以来,儒学几经波折,然根基从未断过;墨学不温不火,却亦有复兴之迹象。近年来,儒、墨两家在思想形态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一,新儒家内部当中,"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二,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以新墨家为代表的新子学开始跃跃欲试,正逐步跻身主流学术交锋的行列。基于以上内容,从逻辑、义理两个角度出发,即可得出"兼以易别"乃墨家思想之逻辑起点的结论;而以"兼别之辨"为切入点,可便于探讨古今儒、墨两家论战当中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及其变革实质

在现代性的讨论中,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即使有学者论及,也大多从“反现代性”的角度思考,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同起来。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否就意味着他是反现代性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能离开现代性立场来简单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应该把这种批判看作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解答。本文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建构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实现了现代性思想的变革。一在一般意义上,说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并由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之为现代性批判理论,通常不会…     

审美正义: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问题

长期以来,受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学界一直强调审美的自律性、超越性和无功利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救赎之路,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审美与文化批判,期望通过建构审美乌托邦来寄托人类自由解放的希望。但是,这种审美和文化批判的理论路径过分倚重主体心理体验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忽视了现实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改造,片面夸大感性、情感、想象力的作用。今天,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依然锐不可当,并且继续以"资本主义"的实在形式遵循着其固有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的魔力和逻辑依旧支配和塑造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经济社会新近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追溯了审美与资本关系的历史嬗变,就审美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资本对审美的绑架,展开了对资本的辩证批判与反思,就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回答。     

指向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种“后现代”式的诘问

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理性的圣门,同时也确定了＂在场＂的哲学特质。自然,＂理性＂、＂主体性＂、＂自由＂等术语在＂现代性＂那里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合法地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现代性＂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因此,笔者更愿意把＂现代性＂视为福柯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者思维方式。诚然,作为在批判意义上出现的＂后现代＂概念,笔者也把其视为一种与＂现代性＂对位存在的＂另一种态度＂,即＂后现代性＂。据此,本文主要论述了＂后现代性＂如何在态度上批判了＂现代性＂以及两者在＂批判＂意义上的契合。     

“人的境况”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

"人的境况"是赫勒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她将"人的境况"放到现代性的背景中,得出了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境况"的悖论性特征,"人的境况"的悖论具体展现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具体的道德规范与抽象的道德规范、碎片化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张力与共存。赫勒在日常生活批判、伦理学和历史理论中都对"人的境况"进行了分析,并在"人的境况"的基础上进行了日常生活批判、实践商谈伦理学构建、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总之,"人的境况"体现了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同时从"人的境况"出发,也可以理解赫勒在自在与自为之间、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理论立场。     

“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革命与现代性并非处于二元对峙的关系之中,以历史性眼光观察,二者在本质上呈现出"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在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即"革命的现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双重维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了现代性进步意识消却的弊病,从而以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规避西式现代性的一般弊端。     

“工具化的理性”概念与解读——试论法兰克福学派论域转向的一个契机

"工具理性批判"来源于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误读,这段思想史公案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实际上,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理性被工具化"强调的是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理解工具理性,两者表面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澄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的自由出路

从资本逻辑的视角去挖掘马克思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内在价值,或许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资本天生具有自我增殖本性,由资本本性衍生的自我扩张的逻辑便形成为资本逻辑。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来,资本逻辑俨然已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逻辑。尽管资本逻辑本身蕴含着"自由"价值,但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所表现的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遭受重大挑战的事实。马克思对此有过原初的揭示,因此,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那里,因循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逻辑,追寻摆脱资本统治之道。     

《资本论》的“三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不是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演绎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过程。《资本论》不能归结为一重批判或双重批判,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资本论》“三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再现,把握了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殊理论总体,蕴含着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丰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发展。《资本论》在“三重批判”的“特定化”定向中,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内涵,内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论赵树理作品中的婚姻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赵树理作品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由于作家对理性精神的执着和对人文精神的强烈关怀,使其作品带上了现代性的色彩,从而具有了经典的意义。其小说中女性婚姻模式的嬗变充分体现了批判传统与关怀人文理性精神的双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