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与百家之学

一、问题的提出《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徐。”（《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虽因出发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取舍各异，各执一端，但本质上都是对同一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是为了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它们之间除了排斥与对立之外，必然存在着同一的方面，具有互相吸取的可能。另一方面，诸子百家通过争鸣辩驳，都看到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随着时局的变化发展，如何“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汉书·艺文志》）便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因而，百家学说的融汇综合乃是必然的趋势。黄老学派的出现，…     

儒法互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存在着儒道互补、儒释互补,而且存在着儒法互补。儒家是要“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则要“正君臣上下之分”,两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手段和途径不同而己,即所谓“同归而殊途”。儒家标榜仁政和德治,着重从血缘伦理方面来区别亲疏贵     

论道

本文讨论"道"的涵义和升华等问题，并分之为演化道与创造道、实证道与规范道、入世道与出世道。基于新儒家主张，把"无极而太极"作为"道"的理论起点，认为全真道和佛教的出世道可升华为大乘入世道，"儒释道实殊途而同归"。     

言路开放与威王称雄

言路开放是齐国政治的特色,兴行于太公封齐建国而一贯于两姓齐国、至湣王而衰。可以说,言路开放制度的兴废是与齐国的盛衰相终始的。 太公为文王武王立“灵台之复”而广泛招贤和纳言。他强调人君要“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就是要兼听广纳、洞察一切。而要洞察一切的根本途径则是善于“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六韬·文韬》)。只有广集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所虑才成集思广益;只有做到兼听广纳、集思广益,才能洞察一切而不被迷惑、不受蒙蔽。     

盛德若愚雄才经纶的叶剑英

一、多谋善断,虑而有定 古语云,虑不先定,不足以应猝。叶剑英作为一个战略家,深知解决“四人帮”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多谋善断,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淡,叶剑英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     

“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

“天下”思维是超越民族／国家思维的新思维范式。以此出发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进行创造性建构。“天下”思维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意义,主要在于拓展与刷新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从思维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启发人类创建新的世界观。“天下;’思雏蕴含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建构“和谐世界”与“世界责任”的创想：需要超越个体本位思维与民彬国家思维,实现“从世界去思考”真正达到“以天下观天下”。从“天下”思维出发,就要求人类建构保证世界和谐发展和能够对世界负责的世界责任观。     

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美从何处寻?——福柯生存美学与宗白华生命美学的比较

福柯与宗白华同是活跃于20世纪的学术界巨擘。二者生活背景不同,学者气质迥异,但福柯的生存美学与宗先生的生命美学在殊途中亦有同归之妙。如果说福柯的生存美学像一团烈火,即使成为灰烬也要燃烧,那么宗白华的生命美学就如一泓清泉,甘冽而清澈。美从何处寻?纵使实践方式千差万别,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就这样沟通了中西两位大哲,也给我们后人带来了思索与启迪。     

“由是”辨

《孟子·告子上》之“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思而有不为也。”句中“由是”一语，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释译为“由此而行”。在书后所附《孟子词典》中，又释“由，动词，由此而行之意。”杨先生之书既出，世间一般文言选本和高中课本均从其注译。但笔者认为：解“由”为“由此而行”显然不当，释“由是”为“由此而行”亦嫌迂曲，故不揣陋，聊陈愚见于大方。“由是”一语，当是二词，应分释之。《左传·襄三十年传》：“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晋杜预注：由，用也。《苟子·正论》：“放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制君，由此…     

《中庸》解论

<正> 《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篇章。自司马迁、郑玄以至程、朱等皆以此文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代的崔述却认为,“《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姒为子思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其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庸》一文中“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辞小异。论者谓此子思传之孟子者。如果是子思传于孟子者,文中应有“子思日”字样,但文中却未有。孟子凡述孔子之言,必称“孔子曰”。如果此十六句确系引述子思之言,亦必称“子思曰”,不会将子思之言掠为已有。可见此十六句并非子思传之孟子者,实为以子思为宗的后学抄自孟子。故《中庸》一文应出此辈之手。今人对《中庸》的作者亦有争论。笔者姑以《中庸》为战国至秦汉     

思孟五行说新解

荀子《非十二号》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抵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于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音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河之罪也。”这里的“五行”，苟子没有明言是什么。唐人杨惊释为“五常”，是为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从章太炎开始，人们对苟子的思孟五行说提出了许多新看法。章太炎、郭沫若、范文澜。杨荣…     

《中庸》一解

《中庸》一解曾孝传“中庸”之道，众说不一，由来已久。《中庸》朱熹注中引用“子程子曰，子思恐其久而差矣，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今人对“中庸”的理解与子思的原意是否一致，值得深入探讨。看来子思“恐其久而差矣”之忧，不无道理。山西师大学报有一篇文章说“‘...     

论《中庸》之"中"的三位一体性

三位一体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明显特征，也是其高明之处，本文以《中庸》之“中”为个案，具体分析了三位一体性的涵义，子思所作《中庸》篇讲“中”是天下之大本，“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在于《中庸》之“中”不是一个意义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即本体即认识即境界的三位一体的命题，即“中”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认识意义，同时还具有修养论意义，本体论意义是基础性，本源性的，认识论意义是过渡性，中介性的，修养论意义则是归宿，终点，是前两者在更高环节上的统一。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敦伦化俗,运世造命——明末“异端”学者颜钧的儒学化俗实践及其讲学活动

颜钧早年通过创建“萃和会”这种民间的化俗实践,传播儒家的孝悌仁义等纲常教义。其后他以布衣而兴出位之思,提出“运世造命”的社会改造理想,并由此展开了周流天下的讲学活动。这说明,他并非是时人眼中非毁名教人伦的“异端”学者,而是一个儒家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名教秩序的维护者。     

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下)

三子思思想的特质:“诚”及其他郭沫若在同一文章中将《尚书》中的《洪范》、《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作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多少有些陈义过于宽泛。不过,他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虑问题的。由五行到“诚”涉及到了子思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并非考据家单纯的“五行”的追索。近代对子思思想的义理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和章太炎。出于其经学立场,康有为之思孟论述是今文经学的路数,因此有许多托古改制和微言大义的因素。他在《中庸注》中说:“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衷于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     

主体与存有的拓扑学：拉康论海德格尔

拉康认定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我思哲学的批评忽略了“故我思”中隐含的本己因果性，而此因果性就存在于“我在撒谎”“他不知道他已经死着”这些生存状态对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的建基之中，因为此在只有在想象性的误认中建构起他的身体性的在“此”存在时才能获得追问存在的能力，才能“以有死的方式”入世生存。尽管在思想“转向”时期，海德格尔已经在深度无聊中揭示了此-在与极端者的相关性，由此为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开拓出了新的空间，但在拉康看来，因为无视主体在欲望关联中的“缺乏存在”,海德格尔还是错失了主体生存的“先将来”维度对在世时间性的建构。通过对“让存在”之起源的追问，拉康最终从主体的生存维度将海德格尔的存有拓扑学——本有/它对三维时间的自行抑制着的传送，展示为了因掉落而不可见的客体小a对想象、象征、实在三界的生成。拉康创建的主体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的超越的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错位的相合。     

笛卡尔的“我思”理论及其内在矛盾

自奋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意识便成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通过探讨笛卡尔的“我思”命题,以揭示此命题对笛卡尔哲学地位的确立的意义,揭示此命题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以后哲学发展的影响。一、“我思”是哲学自我意识的确立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的标志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的确立,不仅表明哲学的“自我意识”由幼稚转向成熟,而且表明整个近代哲学开始由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对“自我”本身的认识。这种转向始于“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为了理解这个命题的真…     

浅析笛卡尔的怀疑与观念哲学思想

理解把握笛卡尔哲学思想,必要了解笛卡尔所处近代的时代历史背景和其建构自己哲学的方法。笛卡尔哲学从普遍怀疑为起点,逐步层层剥落,找到第一原理的阿基米德点：“我思故我在”,思既是对象也是自身,即思是不可否定怀疑,恩在持续涌现中肯定以恩为本质的“我”必然存在,从“我思故我在”此思的确定性确立了思为真的一般标准,清楚明白的观念就是真的,也就是符合思之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才是真的,由此确保判断及知识的真性,进而我们认识把握了一个确实真的世界,而不是错讹非真的世界。     

试析《管子》所设计的封建国家形式

战国中后期,天下苦战已久,民心思定。人心趋向统一,局势也趋向统一。孟子讲“定于一”,荀子鼓吹“天下为一”。《吕氏春秋·功名》说得更明白:“乱莫大于无天子”,“欲为天子,民之所走(趋),不可不察。”面对天下将“定于一”的趋势,统一后建立怎样的国家形式,以什么样的统治方法治理天下这样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普遍关注。当时各派学者就此发表意见者很多,但就其内容与影响而言,还得要说法家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