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经学不厌精》:中西方经学研究的融汇和交流

花之安是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在华居住30余载,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著书立说。《经学不厌精》是他融合中西方经典研究方法,将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将儒家文化置于中西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置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全面审视和评述。花之安《十三经考证》对诸经源流的考证,很有可能是较为全面、系统、严谨地研究中国经学史的最早版本。《十三经考理》则是将儒学和基督教两种经学义理进行的比较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典学术研究范式、文献解释空间。这部著作可以称为中西方传统经学学术研究史和中西方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经学与学派新论

<正>今年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开创者、传统经学的奠基人胡登洲太师诞辰500周年。胡登洲创立的经堂教育逐渐形塑了中国伊斯兰教,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数百年来,经堂教育培养了一代代本土经学人才,也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学派,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中国化经学思想的构建及其历史初探

正一、历史上对中国化经学思想探索中国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重要元素。特别是从明代之后,中国化经学思想逐步产生、丰富和完善,影响深远。(一)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经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登洲,胡登洲开创了以培养我国伊斯兰教经师为目的的经堂教育,成为我国经学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清之际自胡     

试论齐文化的流变

齐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中的齐文化是指狭义的齐文化,即先秦时期的齐文化。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表现为两种方向：其一,齐文化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同时又与谶纬学说融合,形成了谶纬神学。齐派经学、谶纬神学可以说是齐文化的流变对封建上层社会的影响。其二,由方仙道演化而来的道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宗教。这可以说是齐文化的流变对封建下层社会的广泛影响。本文拟从齐文化与经学、谶纬、道教等方面来观照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     

经学研究的新突破──读《西汉经学源流》札记

最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了大陆学者王葆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一书,读后颇感欣喜,因为这部书以富于索的精神和续密的考辨方法,打破了多年来经学研究的沉寂,堪称近年来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王葆先生的牺汉经学源流》一书虽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与经学发展的关系,研究经学范围内所展开的派别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但该书的重点,是从经学史的早期阶段──西汉著手,重新流理中国经学的源头、流派、著述形式、历史分期,以及此时期经学的发展与社会、…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重估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读《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魏晋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不只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而且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烦琐支离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次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抑或对于人生的理解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两汉时代。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对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因此对这一时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

两汉皇帝自武帝起有 1 7人在诏书中征引经书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轨迹。这一现象展示了政治与经学互动的规律 :经学政治化与政治经学化。此后 ,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为文的传统 ,历千年而不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导面是消极的     

从《己易》看杨简易学的心学宗旨及其学术意义

杨简视易为"己",又从"我"、"吾"、"一"、"心"等不同侧面对其进行描述,"己"实为"心",己易即为心易,易为心之易,易道为心之易道.通乎一己,明乎一心,才能深悟易道.杨简把易学和经学彻底纳入心学的范畴,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易学和经学,这是中国易学史和经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何休评传》简评

何体是东汉晚期思想界的巨率。他的（春秋公羊传解信）对（公羊）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阐发,是一部在经学史上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深远历史影响的著作。黄朴民博士的新著（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何休学术思想的专著,填补了汉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全书共分八章,从汉末社会膻变与经学思潮演化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何体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提示了何休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化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通三统”、…     

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

“清谈误国”是自两晋当朝以至 2 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史家与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随着历史进入 2 0世纪 ,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 ,受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启发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魏晋玄学。由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玄学同周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一样 ,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获得了全新的肯定和评价。我们根据 2 0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受到西方哲…     

论师法、家法的局限与“通学”的兴起

汉武帝从诸子百家学说中选定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师法、家法正是维护正宗的博士官学统治地位的得力工具,其存在为经籍得以真实无误地流传后世提供了保证,在经学发展史上的意义确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这种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带有某种保守性与宗派性,要求弟子恪守师法、家法的结果,必然不利于经学的发展。古文经学家们以研究学问为其目的,不易受师法、家法的限制,因而能在经学上有较为突出的贡献。"通学"是经学自身发展、创新的需要,客观上对于学术研究综合风气的养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转型,经学是这场巨变的落伍者。经学的政治功能被迫休眠,中国经学史学科从经学中脱颖而出,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用史的研究替代经学研究,造成经学学术传统的断裂。经学史本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于经学。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就是复兴经学传统,完成古老经学的学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