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批判可以纳入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思想效应史。在韦伯那里,技术的本质被视为一种形式合理性。韦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发技术批判理论,但实际上对技术抱持一种悲观主义,并通过卢卡奇的理论中介影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技术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扩展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之中,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马克斯·韦伯研究道教的目的及其启示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将道教与儒教置于同等地位,并对道教伦理思想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梳理。韦伯认为,道教某些特征与现代性、西方理性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但其巫术严重阻碍了道教自身蕴含的理性化倾向,因而与现代性社会之间具有反向关系;韦伯研究世界诸多宗教的目的,并非在于论证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而是通过探究西方现代性的起因,从而找到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为此,韦伯提出,应该在一个开放的、而非单一封闭的范围内寻找或建构克服危机的价值体系。韦伯对世界诸多宗教独特性的强调,恰恰可以视为韦伯力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思路和努力;在众多思想体系中,道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失为一种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进程的思想观照。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欧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本身就要求纳入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市民社会及其资产阶级社会、古典自由主义等传统的批判,即蕴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莱茵-日耳曼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在近代以来支撑或解释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兰西激进传统、犹太教传统的多重批判。马克思中期以后从西欧"小小角落"拓展到更为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将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的分析自觉引入对东西方矛盾关系的分析批判,通过前资本主义定位和批判东方社会,并特别致力于探索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乃是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     

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及资本人格的个性化演变路径

学界对资本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但过去人们往往倾向于一种批判并拒斥的态度,诸如“现代性的弊端”、“资本的罪恶”之类的话语,不仅在学术界,即使对社会公众也是耳熟能详的。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变化:对于资本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开始超越单纯的价值判断的方式,较多地侧重于考虑韦伯所说的“现代化不仅是西欧的命运,而且也是全球的命运”这一预言的严肃性及其意义。现实的变化表明:资本与现代性不是作为观念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资本与现代性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哲学研究》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于2006年5月共同举办了“资本哲学”论坛,联合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资本与现代性、资本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这次论坛及其主要成果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及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影响。本刊特辟专栏,将陆续推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反思伊斯兰与现代性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

在对当代西亚北非诸多穆斯林人口为居民主体的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讨论中,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初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经典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起源于理性的启蒙和宗教权威的去神圣化。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此对非西方世界的现实进行分析和对照时,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研究者不断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更新,进而引发了现代性理论范式的转换。在对伊斯兰与现代性的研究中,也先后经历了从理性化到世俗化、再到多元化以及历史循环论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不仅揭示了以神圣"启示"作为确定性知识之来源的宗教,与以"理性"作为自我确证之基石的现代性之间的动态变迁关系,而且展现了一个笼统的现代性概念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以现代性为标准对宗教或是其他文化要素进行规范和衡量时,其自身也会陷入难以回避的风险与隐忧。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     

中医学的张力及其限制

医学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医学的现代性的张扬及其对其他传统医学的民族性的消解,中国传统医学因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并由此产生了存在的合理性危机.因之,中国传统医学突出重围的进路是,重写民族性,建构现代性,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在"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论韦伯的宗教伦理观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现代西方知识界最有影响、同时又颇有争议的学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就工业革命和理性资本主义为何首先产生于西欧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恰好提供了美国社会学家所能接受的分析和解释,这是“韦伯热”首先兴起于美国的内在原因。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战后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则是“韦伯热”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本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韦伯热”波及到西欧和东亚,西德、日本以及亚洲的四条“经济猛虎”先后出现了“韦伯复兴运动”和韦伯研究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正义问题

剖析现代性劳动结构是马克思洞悉现代性正义边界的切入点。通过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马克思既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批判,也实现了对现代性正义观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动力机制,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组建的隐秘逻辑。剩余价值的不正义不是劳资关系层面"量"的不正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质"的不正义。马克思强调的"正义与生产方式一致"表明,正义是依存于相应物质基础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的正义不仅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而且是一个建构性概念。马克思在为资产阶级正义划定边界的同时,也为现代性正义新形态的生成留下了空间。     

空间转向与虚无主义

马克思、韦伯与尼采分别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基于历史理论视域展开的现代性虚无主义理路:马克思通过提示并扬弃资本逻辑,并建构新社会理想从而克服虚无主义;韦伯通过切入现代性的理性化及其科层制机制,从而将虚无主义彻底化;尼采以及其后的海德格尔及列奥.施特劳斯则把虚无主义置于历史还原论。20世纪60—70年代,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空间转向,其实质是从时间—历史维度向空间—场域维度的转变,并改变了虚无主义的表现方式:作为"物的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拓展并且改变了现代精神生活的形式;意义空间尤其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兴起显然强化了虚无化体验;在场性的强化实践着从抽象形而上学向具体形而上学的转变。空间的转向强化了物化与消费主义,但同时也暴露出空间时代精神生活日益加剧的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