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公德与私德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公德与私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德与私德概念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国内外学者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必然具有的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的利益指向和行为发生的场域三个要素作为向度来划分公德与私德.指出公德主要是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利他行为中体现的德性.私德主要是个人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在私人领域行为中体现的德性,在利己行为中体现的德性.     

梁启超塑造新民的道德路径及其现代启示——基于《新民说》的探讨

梁启超《新民说》强调以道德塑造新民,借新民救亡图存。梁启超提出“公德 —私德”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自身理论及实践的结果,于不同时期给予了相应的侧重性说 明。他指出,民德并非单独的存在物,必须与民力、民智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三者之间构 成“三位一体”的共在关系;道德工夫务求简易,借助正本、慎独与谨小,塑造道德的 纯正动机、自觉监督及可行起点。透过梁氏的道德思想及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争鸣,既可以见 证道德培育之于个体生命成长及社会秩序维系的必要性,也可以探究道德生成及其发挥作用 的局限性,更可以为当前社会道德培育提供相应的启示意义。     

公德、私德散谈

公德、私德品相对待而言的两种不同的道德现象。一般地说,公德直接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以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为表征。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爱公物、好公益、公正、人道等。私德相对公德而言,是指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中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一般不直接涉及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不直接涉及社会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论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路径——以孔孟荀韩为中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思想有"由内而外"及"由外而内"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孔子之"循亲成德"与孟子之"循心成德"路径,后者包括荀子之"循礼成德"与韩非子之"循法成德"路径。"由内而外"之思路,强调道德意愿与道德行为、私德与公德、个人道德与社会整体道德之间的连贯性,核心在于"内源性"道德意愿之培育。孔子侧重血缘亲情,孟子更多关注普遍性的人心与人性之善。"由外而内"之思路,主张外在行为规则体系之重要性,由道德行为之养成而塑造道德意愿,由公德之规训而成就私德之完善,由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之维护而营造个人道德实现之氛围,核心在于"外塑型"道德意愿之养成。荀子之礼,贵在柔性教化与熏陶;韩非子之法,重在公正无私地确保社会道德底线。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保障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第一部分"总体要求"中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道德建设各方面,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总体要求"中还指出: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

梁启超《新民说》是对以《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新民”思想的改造和发展。他以民权、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德”代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私德” ,用中西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传统构建新国民 ,实现了从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旧道德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新道德的转换 ,“旧国民”向“新国民”的转换。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

学界关于公德和私德问题的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政治所能培育的只能是一种私德观念。只有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尊重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公德"观念来。公德的缺乏必然会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因而公德的培育和倡导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培育公德意识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公德的积极内涵和消极内涵。     

论“个体品德”及其培育的当代意义

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应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际、群己交往的品质、人格、人品,它与"私德"概念是一种交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且加以规定的"个体品德",是指党和国家对个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提出并养成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意义在于: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古今中外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道德的相对性与道德的权威

我们应该拒斥"道德相对主义"这一称号,但必须承认道德具有相对性。道德总是特定文化中的道德。全球化不可能消弭多种文化的差异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同质的文化。道德源自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对理想生活的需要,而非源自任何逻辑。在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既有相对统一的公共道德,又有无法统一的、多样化的个人道德。良好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公共道德和法制的基础上。公共道德的权威与法律的权威是互相依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是否有权威,依赖于该社会有多少人有公德。     

习近平的道德治理思想

道德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以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道德治理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道德治理的总体格局和价值导向,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治理价值目标,采取先公德后私德的道德建设路径,强调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从而展现了道德治理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和感召力。     

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与普世伦理

"新民"伦理是一种资产阶级伦理。梁启超吸取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与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伦理观,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民"伦理。梁启超的"新民"伦理虽然吸取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观,但与立足于个人主义道德原则基础上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伦理基础之上、注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谐的中国式的新资产阶级新伦理,具有普世的伦理价值。     

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

目前 ,如何在全体公民中进一步开展公德教育 ,树立公德意识 ,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 ,分析儒家伦理由于强调家庭私德至高无上而具有的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 ,并由此探讨缺失公德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一说儒家伦理具有压抑公德的负面效应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在大力肯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主要适用于团体性家庭关系的私德规范的同时 ,也曾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 ,因此并不能说完全不重视社会公德。不过 ,问题在…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试图厘清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的异同、相互之间的可引出性、它们的源头等问题。既从义务论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又从公共道德观的发生学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的相对性。认为公职人员作为伦理主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必须行使其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并对其行为负责。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道德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指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引领既植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相关历史经验,又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任务要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求,构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建设的三大维度,即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目标的道德引领维度,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的道德引领维度,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准则的道德引领维度。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强调"立国"必先"立民"的时代感召下,富有近代个体意识的"个人"、"人权"、"人格"等内容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此时的教科书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的启蒙,受进化论影响明显,传统伦理的痕迹仍然很重,且浓厚的国家民族色彩压倒了终极的个人关怀。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