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康德的自然观: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

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论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

现代人仰仗着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而自认为已经充分实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生态危机的发生则表明现代人所倡导的这种征服性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幻象。随着现代性征服自然之自由的破产,"什么是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当代人面前。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应当是:生态必然性关照生物必然性的认识论自由,人与自然本质一体而无外物与人对立的本体论自由,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而实现的实践论自由。三者一致归旨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由。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康德伦理学的人学向度

本文首先阐述了康德伦理学的人学起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指出世界公民的预设揭示出康德需要论证之人的社会历史底蕴 ;启蒙之人的假定则揭示出他需要论证之人的现实特性。其次 ,分析了康德“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人学的基本座架是文明的、社会的理性自由公民 ,道德立法服务于“人之重造”这一现代理论。在康德强调的道德命令 (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中“人是目的”是中心 ,是出发点。再次 ,透析了康德伦理学起点上引发的现代性基本难题 ,启发人们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或实践的总体性中去思考和把握当代人的概念。     

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与实践哲学基础的真正确立

由亚里士多德奠基、围绕人的实践一行为概念并进而探讨人的自由的本质及其根据问题的实践哲学传统,在近代哲学中由于出现认识论的转向而一度中绝。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确立实践哲学的优先性,接续了古代实践哲学的传统。康德创立先验逻辑把自由领域（即社会领域）从自然领域中划分出来,并确立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显示了他对于实践哲学的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实践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康德剥离出纯粹自我意识,强调了道德意识的自主性、主体性,那么黑格尔则在自我意识理论中…     

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

在关于康德幸福观的研究中,存在着如下广泛的共识:康德有基于自由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是关于人的自由本质: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使人能够驾驭、主宰自己的自然欲望,摆脱欲望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二是关于人的道德行为的动机:人的自由本质决定了道德行为只能出于对理性法则即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不能出于自然欲望的意图,因此幸福永远不能做道德行为的动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义

学者们历来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这部分的意义重视不够,认为这只不过表达了黑格尔对这两门早已过时的"伪科学"的繁琐甚至多余的批判,没有看到这两门学问作为黑格尔从"观察的理性"进入到"实践的理性"不可缺少的环节的重要意义。黑格尔认为,面相学实现了人的内在东西与人的实践行动的统一;头盖骨相学的结论 "精神是一块骨头"虽然陷入误解,但它毕竟说出了这一带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无限判断的命题,进一步表达了人的精神和外在客观对象的统一,从而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实践理性提供了理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其他自然科学和一般形式逻辑及心理学都是不具备的。只有经过这样两个步骤的统一,观察的理性才终于迈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理性也才从一种科学的旁观成为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精神。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

形而上学能否被终结是长期存在于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欧洲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论的思维本体论,康德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颠覆形而上学本身。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人的自由本质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身之处,即以人的自由本质为依据,确认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权利法则只能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而不是来自经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出发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并将"改变世界"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题。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必然要面对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这些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直接出自于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和概括,而必然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性依据,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推导出与人的自由本质根本一致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而依靠我们的理性能力来探讨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正是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来源与逻辑进程

自由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纯粹理性批判》表面上是讲认识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人的自由开辟道路,《实践理性批判》虽主要讲道德,“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①本文试图在对康德自由观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理清其逻辑进程。一、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考察１．苏格拉底与智者派：善与恶的冲突古代希腊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美德是天生的,它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他说：“没有人自愿趋恶,或接受他认为是坏的（结果）,趋恶避善是不合人的天性的。”②人们之所以会作恶,只是…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论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从信念伦理学谈起

阿多诺曾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视作信念伦理学,并对之展开了批判。他的批判直指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理论前提,即理性是目的自身、理性存在者是"本真的自我"。阿多诺一方面指出理性并非目的自身,并试图解决它与感性自然的矛盾,从而消解道德哲学在理论上面临的行为难题;另一方面强调在错误的社会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并试图嫁接社会批判与道德哲学,从而希望道德哲学的诉求能够被真正实现。不过,由于阿多诺没有注意到信念伦理学"强"与"弱"的差别,因而他的"强的信念伦理学"的判定存在不足。尽管如此,阿多诺的批判还是击中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要害,并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若要真正过上正确的生活,既不能夸大抽象自由的重要性,也不能放弃对权力统治的批判。     

“上帝本体论证明”中形式逻辑的超越与哲学批判方式的变革

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是安瑟尔谟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理论根据,对其证明的哲学批判及变革是在对于形式逻辑的超越之中不断地推向深入的。康德的先验逻辑拒斥作为理性概念的上帝,理念中包含的现实性并不等同于现实存在中的现实性;黑格尔认为上帝本体论证明只有基于辩证逻辑,且在"正、反、合"的推理法则中才是可理解的,其合理性在于它以宗教的方式表达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不仅是该证明的理性完成,而且也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批判方式提供了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