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道德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最近报刊上探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文章日益增多,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对加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考十分有益,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深入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最近读到的一些文章所提到的有关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道德与功利、自律等问题,也想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参与共同探索,…     

关于道德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道德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奇在《关于道德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哲学研究》１９９５年６期）一文中认为,道德的本质及其特征就在于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人们的利益紧密...     

论道德评价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道德评价是人们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对他人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以表明褒贬态度的道德活动。道德评价所形成的社会舆论直接作用于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对行为主体的道德行为选择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何科学、客观地对人们的行为活动予以道德评判,必须澄清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是关于道德评价的标准问题;二是关于道德评价的依据问题;三是关于道德评价的权重问题;四是关于道德评价的方法问题。     

损害正义与剩余责任——损害性事件中的责任分配

所有损害都有人负责与不让任何一个人成为脆弱者是损害正义的两大原则。在这两大原则下,损害正义对个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所有由我造成的损害,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其承担完全责任;第二,所有非由我造成的损害,如果它导致被损害者成了脆弱者,我也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根据社会的某种责任分配原则对其承担剩余责任。剩余责任的分配是实现损害正义的关键。     

西方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百顺《西方逻辑史》读后

杨百顺同志的专著《西方逻辑史》(以下简称《史》),于1984年3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重印。《史》是我国较早的关于西方逻辑史的著作之一,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罗由沛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辞的书评,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仅从方法论角度,就《史》中几个主要问题谈些不同意见,就教于杨百顺同志。     

道德建设中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章海山教授访谈

问:今天主要请您谈谈当前道德建设中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年恰逢周辅成先生的百年诞辰,为纪念先生,先谈谈您对先生的缅怀之情.您追随先生学习和研究伦理学已有半个世纪了,可谓资深,也是十分难得和非常不容易的.请谈谈您的体会和感受.     

道德发展的文化制约性研究——关于道德文化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道德文化学”是一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道德文化现象的科学,它被定义为对一切道德行为的文化学基础的系统研究。而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的发明机制、传播机制和文化适应机制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托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     

探讨多元性世界中的全球道德责任——由全球问题及其道德追问入手

全球问题的涌现及其道德追问,引发了寻求全球性道德责任的探讨。然而,现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及其结构变迁决定了当代道德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全球道德责任面对"一致"与"差异"、"公共"与"私人"、"实体"与"形式"、"现实"与"理想"等多种关系的拷问。有鉴于此,我们寻求全球道德责任必须立足生活世界、面向全球问题、推进交互对话、凝聚道德共识、求证可公度性。     

“新医科”建设逻辑、问题与行动路径研究

新医科建设遵循着医学教育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两个现实逻辑,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科技革命、新健康风险挑战、世界医学教育趋势都赋予医学教育新的内涵。新医科建设是推进和深化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当前新医科建设面临医学生招生规模过大、培养模式落后、学科规训限制、组织协同障碍等方面制约,要从新教育理念、新专业改革、新培养模式、新教育组织、新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思考新医科建设的行动路径。     

现代文明中的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与一篇文章商榷

什么是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和发展方向？这是研讨现代婚姻、家庭道德问题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道德与文明》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发表的《婚姻、家庭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应与现代文明发展方向同步》（以下简称《同步》）一文断言,“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变”,或“伦理本位...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化与人格”包含着“文化中的人格”和“人格中的文化”两个命题。当今人格与文化研究中存在几个问题:人格特质的跨文化普遍性问题;人格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问题;人格与文化的作用机制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1.将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结合起来;2.将文化看作动态的过程;3.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起作用的中间机制;4.加强人格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经济生活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伴随着这场变动,近年来也发生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对于建立和建全我国的市场经济,形成健全有序的社会环境,将是十分有益的。这场讨论中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最初有人提出“代价论”,即市场经济,或泛义地说,经济发展的善总需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沦落的恶为代价。这个论点受到了较多的批评。的确,假如市场经济根本不促进…     

行动、意志与道德悖论——法国伦理学家扬克勒维奇伦理思想简释

扬克勒维奇的伦理思想展现了人在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体验。他认为,善与恶只是与主体有关系,它们体现在主体的行动中。一切都通过行动而开始和结束,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道德的源泉。为了去爱,我应该存在,但是为了真正去爱,我却应该不存在(忘我)。爱是对存在的超越,是对自我的放弃。人一旦存在,就被打上了一个永恒的印记。我们因而生活在"永恒的道德瞬间"。     

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道德问题研究的两个重要向度——读《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

道德是理性人的本质要义,它既是人崇高、善良、美好的象征,又是人抵御各种不良行为诱惑和侵蚀的堤坝,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此,道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无穷的魅力。康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大脑——意识关系中的几个哲学问题

大脑——意识关系问题是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交接点上,它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共同合作,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现代脑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大脑——意识关系的问题,本文仅介绍以下三个问题。一、人有一个精神,还是有两个精神?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金获得者、美国心理生物学家R·W、斯佩里依据对裂脑人研究     

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点质疑——与吴晗同志商榷

吴晗同志在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篇文章中,对道德的继承性问题作了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继承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例如忠、孝、节、义、礼)以及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例如民主、自由观)。他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继承过去统治阶级的这些东西,那就是“自己来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原则了。我认为,吴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     

替选可能、道德责任与未来优化——以丹尼特的理解为中心

通常认为,行动者负道德责任需要预设替选可能的存在。法兰克福的经典论文动摇了这一信念,但依然有大量学者坚持这一点。以丹尼特的相关论证为基础,可以发现,替选可能不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对责任的认定应基于优化未来而非追究过去。对未来的优化可以在完全决定论的环境中进行。所谓的负责任者,其实是导向结果的因果链上更容易被改变的环节。环节改变的容易程度同语境相关,并没有一个固定答案。与流行解释相比,这一理解能更好地刻画道德责任以及一般责任的生活直觉。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中的几个问题——兼答刘崇民同志

刘崇民同志《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再探》(《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对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上的文章提出了再商榷。刘文围绕自然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根据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我们看到,刘崇民同志对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上的文章的观点作了若干修正,但在总体上仍坚持他原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