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现象学伦理学”本质上并非独立于“意识现象学”的现象学分支,而是现象学自身的内在发展与完成,构成现象学运动的灵魂与旨归。“伦理现象学”实际上伴随着“现象学运动”的始终,因此,它绝非胡塞尔“回到生活世界”之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它是驱使胡塞尔从意识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的指引。没有伦理意识,胡塞尔不可能提出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现象学之任务。在伦理学上,胡塞尔的独创性贡献在于,他不仅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意志现象学,而且运用先验的“发生现象学方法”创立了人格伦理现象学。伦理现象学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主流的伦理学运动。70年代之后实践哲学的复兴与伦理现象学密切相关,哲学一方面转向政治哲学,以正义伦理为核心,一方面转向应用伦理学,而应用伦理学早期的主将也无非就是深受现象学熏陶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学生们。现象学伦理学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它真正构造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而且真正成为了生命的内在意向和意志的展开与升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需要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的最为根本的理由。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向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不重视到重视、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开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宗教伦理学研究兴起的主导原因是: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广泛存在的客观性和复杂性、良好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现代宗教对社会道德和信仰的挑战,以及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内在一体性.在不断整理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伦理学研究者做出了开拓性探索,使宗教伦理学逐步系统化、学科化.宗教伦理学研究发展趋向体现为:学术视阈不断拓展,基本理论研究走向深化;比较研究持续推进,理论、应用层面多元发展;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逐步确立,科学方法论体系日渐形成;针对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成为主流,理论建构显示活力.     

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北大核心

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视为一种“伪科学”,视为律法和权力关系的伪装，这种“善”恰如商品一样是被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对“善”的追逐将产生出“康德即萨德”的倒错形式，并使主体自身的欲望受阻。拉康试图通过萨德的原乐伦理学来把康德伦理学中缺失的欲望维度寻找回来。这一欲望产生于律法的内在分裂之处，并以“恶”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恶”揭示了伦理实体的内在匮乏，它使被律法质询的主体形成了重复性的驱力，并以本体论上的否定性姿态为伦理实体的匮乏进行揽责。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善”与“恶”处于视差辩证法中，善恶的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差异，善恶的调停呼唤一个采取伦理行动的主体。精神分析伦理学最终赋予主体深刻的伦理责任，它鲜明地展现了驱力的否定性功能及其历史维度，并通过驱力因素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内在连接，为社会斗争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驱力维度。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环境美学的发展及其新近问题

环境美学的出场,既与审美对于环境的关注之应用相关,又同当代艺术拓展自身而走向环境有关。正如我们的艺术概念已经被拓展一样,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因而也得到了拓展,从“被拓展的环境感”到“环境经验”都由此凸显了出来。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鉴赏环境”的观念也拓展了环境的意义,关于自然的关学亦必须被考虑在其中。此外,环境美学与自然关学、环境关学与应用美学、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艺术与环境这四大关系,已构成了当前研究的重要问题。环境美学更广阔的未来正在逐步地展现出来,这是因为,“环境价值”在人类生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     

反思的、批判的、重构的当代中国伦理学

当代中国伦理学面临广度拓展和深度发掘两大理论任务,前者属于问题域的开显,后者属于伦理学自身的深化。为摆脱成果多、质量低的窘境,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三个维度上拓展和深化。在“不再是”的框架内,从发生学视角深化道德观念史与道德实践史、文化的伦理性的研究;在“正在是”的视阈中,公共性危机的伦理省思、制度与体制伦理学、德性论困境与规范论难题、不同道德范型之间的冲突与通约,将成为亟待深入分析和论证的问题与难题;朝向“尚未是”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关注现代技术的二重性、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人类伦理学的滥觞和走向心灵深处的道德哲学。而完成以上理论任务的思维能力正是判断力、思索和意愿,而这些能力只有在“实际性”生活的体验和沉思中才能培养起来。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美德本体论的出场与展开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系统阐释了美德的概念意涵,并第一次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美德”这一基础性问题,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美德本体论。不同于以往美德伦理学家对美德概念的解读,他认为美德不是“有用的性格特征”,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性格特征”。哈尔贝希将托马斯·霍尔卡的递归理论发展为一种更突出美德概念之基础地位的“美德递归论”,认为内在价值是理解美德概念的关键。根据“美德递归论”,美德是对其他内在价值的态度,且其本身也具有内在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已陷入瓶颈期,哈尔贝希对美德概念的重新阐释有效解决了当代美德伦理学对美德概念和美德本体论关注不足的问题,他的伦理学说为“美德伦理学”之后的“美德理论”贡献了崭新且极富启示性的思路。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一是基于研究重心由“应当”问题转换为“德行之所以然”的问题,二是基于研究范式上由目的论、德性论、义务论等转换为价值论。作为传统伦理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伦理学一方面因其浓烈的价值论色彩而成为舍勒和N．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前奏,另一方面因其“实质”内容缺失而致的形式主义又为后者的拓展提供了空间。舍勒,尤其是N．哈特曼的实质价值伦理学正是在康德伦理学的理论平台上得以建立的。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威廉姆斯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颠破”

伯纳德·威廉姆斯是20世纪哲学伦理学领域颇具建树的人物.他以“我应该如何生活”的古老传统命题为切入点,质疑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主张伦理学的不可法典性,“颠破”传统规范伦理学中的见解,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他的这种“颠破”具体体现在他对结果主义(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批判,以及试图利用“内在理由”和“实践必然性”等概念来重申伦理生活的本质和复杂性上.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生活的沉思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善与德性概念之探析

本通过考察善与德性概念的意义变迁,揭示柏拉图的知识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行动伦理学”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善与德性概念的含义。     

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兼论生态伦理的制度维度

生态伦理学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而产生于西方学术界的一门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应用伦理学科。对于应该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 ,西方“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自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等价值问题而展开争论 ,这些价值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和正确认识人类实践的后果。但是总体看 ,它们都是一种脱离制度维度 ,抽象谈论人类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突出特点是将生态伦理价…     

公与私的抵牾与和谐——一种中西比较的伦理视角

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期福柯思想中的谱系学方法及其伦理意义

福柯的思想总是处于不断地自我修正之中。从1970年到1980年,福柯的思想从内容到方法上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构成了他晚期关于自身实践的伦理学的理论前提。福柯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言论表明,他一直在努力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探索一种新的关切个体自身的伦理学之可能性。他的早期考古学描述的结果就已经是一幅谱系学的图景,而谱系学更侧重于对这个图景的解释和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此外,这位思想家在他早期对"作者"这一范畴的态度与他本人的做法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之处,我们也将就此作一些探讨。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述要

在中韩建交15周年、中韩交流年开启之际,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承办的“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于2007年4月14～16日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伦理学者近150人参加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关于弘扬传统伦理文化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文化的生命结构是“形”与“神”的统一。文化其“神”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     

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当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特点是明显地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发展。如果说60年代的苏联伦理学是克服片面地对道德问题进行标准的通俗解释时期,而70年代前半期是理论课题向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的时期,那么1976年以后则是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