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论”视野下的生态主义伦理世界

在经济现代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理性主义盛行与"精神"缺位成为难以化解的时代困惑。完整真切地把握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核,必须突破"学派""流派"与"思潮"的研究理念,以"出入流派"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历经人类文明初年生态主义的"伦理"形态、近代以来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对峙与冲突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生态双赢"的学术期待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在生态演化史上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即向"伦理与道德一体"并辩证互动的形态演化,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与生态伦理的"中国形态",这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气质,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下)

三、方法论视角的突破与"文化哲学"研究 综观目前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学术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文化普遍主义"和"普适伦理",而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则出于某种"自卫情绪",大力倡导"文化特殊主义"和"特定伦理"[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汉代的盛世伦理及其当代意义——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启示

继承百家争鸣的成果并与统一王朝的时代要求相结合,汉代的盛世伦理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道德与伦理精神的理解,浸润、滋养并融会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具有以儒为主、兼摄百家的包客精神、天人感应的天道精神、更化有为的"强勉"精神、厚德简刑的德性精神等特征.生命的物化与理精神的沦落、精神家园的失却,成为当今时代人类性的问题.中华民族重塑当代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葆有"精神的自我",这可以从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建构方式获得重要的启示.     

自然的崇拜与禁忌——解读民族民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

民族民俗是一个族群独特的文化起点和精神原型,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精神,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有序发展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文化密码和精神内源.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变迁和现代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民族民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出现转型迟滞,作用日益削弱.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重塑民族民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的内涵与形式,将其融于现代化的生态环境保护之中.     

当代英美文艺伦理研究的价值论转向——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关系之辨

作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元命题,文艺伦理问题曾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遭受冷遇。直至90年代末,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方才再次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而这也为近三十年英美文艺伦理研究的价值论转向奠定了逻辑前提。这一转向主要表现为核心命题的变更,即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关系取代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据此,英美美学界衍生出了三大主流理论派别,即主张伦理缺陷/优点会降低/提升审美价值的"道德主义",主张伦理缺陷会增加审美价值的"背德主义",以及主张两种价值互不干涉的"(适度)自律主义"。这些流派之间互动频繁,多有论辩,共同开创了当代英美文艺伦理研究的新格局。但相关理论也暴露出实证精神匮乏、严密性与自洽性不足的缺陷。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试论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文精神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一种古典类型的人文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德性主义、在人与宗教关系中的理性主义、在人与道德关系中的尚志主义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它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对人类内在的道德生命、现世的伦理生活的价值肯认和理性自觉。这种古典类型的人文精神同与宗教神学和科学主义相对的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深切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以便人类采取一致的行动。全球生态伦理是一种进步的全球规范伦理。然而,在现实中,全球生态伦理又往往陷入"公用地悲剧"、"逐鹿困境"、责任困境中。超越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需要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在道德与现实之间达成妥协。     

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教育——“第24次韩中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正2016年4月17日至21日,由韩国伦理学会、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4次韩中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举行,来自中韩两国的一百余位学者就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伦理与道德教育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涉及论题主要有: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定位与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当代价值、如何应对道德教育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直是伦理学界探讨的时代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研究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     

论儒家伦理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作用

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儒家伦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儒家伦理中所蕴涵的群体主义、和平主义、仁爱主义等人类共生主义的道德理想,是人类谋求共同生存与发展、和谐与进取、完善和提高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和文化的突出贡献.     

和谐，因多样而美丽

自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成为一股时代潮流,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但是,“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当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来得更加明显和激烈。中国学者张立文先生也说,21世纪我们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各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将会引发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眼前,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我们的精神素养却每况愈下,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那样的粗暴和不可理喻。我个…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     

非理性解放:后现代管理视域中的人性救赎

科学主义思潮支配下的管理模式内在地具有普适性与去特殊性的要求,加剧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使管理出现深重的"文化乡愁"问题。这种问题的产生在根本上是由于理性对现代管理的塑造实质是以一种压抑性文明将人简单化、机械化,使之成为没有灵魂和欲望的机械个体。后现代主义者对管理中的人性救赎通过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解放人的非理性因素来实现。它开拓了伦理技术与审美体验两条路径,即建造人在组织中的道德生活与审美生活,并将它们和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连接起来,构筑了一种反对理性主义、权威主义与中心主义的新自由叙事模式。后现代管理在理性控制系统之外,尝试在组织中建构基于情感与价值的"自由-自治"系统,从而将组织导向服务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一种积极存在。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人与生态:城镇化“双向伦理”维度刍议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在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中,存在奉"以人为中心"为惟一的价值评价尺度、忽视生态价值的理论缺陷,城镇化在实践中也曾出现偏差。"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内蕴着人本伦理和生态伦理的"双向伦理"价值维度。深刻理解并坚持"双向伦理",尤其是重视生态伦理标准对城镇化实践进行道德考量和评判,兼顾人和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双重价值,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