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礼东方

梁相在《大兴国寺记》中写道:“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大兴国寺记》中强调也里可温“以礼东方为主”,迥异佛教.东正教和聂斯托利派有一个习惯,祷告时要面向东方,理由是上帝在东方创造了人(参见佩里肯[Pelikan),《基督教传统》[The Christian Tradition],第二卷3页).     

严锡禹:唐代的圣经译述

正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     

严锡禹:睁眼看世界的徐光启

徐光启首次接触传教士是在1596年,他路过韶州,见到了郭居静,稍作交流.1600年,徐光启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拜会了利玛窦.利玛窦的博学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光启称他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据说,徐光启与利玛窦交谈后,当晚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圆圆的堂屋中,设有三个台,其中一个台上有像,另外两个没有.徐光启不知道梦的含义,十分迷惑.     

严锡禹:中国教会合一的理想

<正>教会合一,是自耶稣时代就不断提出的基督教愿景。然而,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处于宗派林立的分裂当中。1807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将福音带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教会分裂的副产品——宗派。自此,中国教会就始终在宗派与合一之间挣扎。基督教宗派的产生,既有教义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基督     

严锡禹:圣名之争(二)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用“天主”一词翻译Deus,还经常使用“天”、“上帝”和“天神”等词.利玛窦担任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期间,这些称号都是允许的,奉教的中国土大夫更习惯用“天”和“上帝”的称号.尽管如此,利玛窦还是指出,“天主”是最适宜的称号,如果只称“天”,会让人误以为举着所见之“苍苍之天”.当然,聪明人可透过可见之天推知“天地之主”,因此,若能心怀“天主”,称“天”亦未尝不可.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一)

基督教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话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话题,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中国的,也是普世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基督教进入中国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并且,传教士也在中国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学习、吸收中国文化、适应中国社会,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并未触及核心...     

严锡禹:利玛窦与瞿太素

瞿太素,名汝夔,太素是他的字,苏州常熟人,父亲位居礼部尚书.虽然瞿太素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但他却无心仕途,反而热衷于炼金术.1589年,他拜访了身居韶州南华寺的利玛窦,期望学习西方炼金术.利玛窦收下了他,教他西方科学,当然,更主要的是教他基督教神学.1599年,瞿太素替利玛窦《交友论》写序,介绍了自己结识利玛窦的情形:“万历己丑(1589年),不佞南游罗浮,因访司马节斋刘公,与利公遇于端州,目击之顷,已洒然异之矣.     

严锡禹:取像人身之十字

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大兴国寺》抄录了《大兴国寺记》.大兴国寺为元代镇江之也里可温教堂,“记”即此教与寺的介绍.据学者研究,也里可温乃蒙元时代之景教.“记”的原文刻在一块石碑上,据说石碑已没入长江,马相伯先生曾亲见石碑拓片(见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碑文录入《至顺镇江志》,可能不是原碑的全部,但大致内容与观点应无差别.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九)

次看论舌,管住自己的舌头,发明谨言之要理,及轻言之差夫.陈金镛开篇即引用《诗经·大雅·抑》中两段诗与雅各论述对照.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严锡禹: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他说:“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指儒家附会的创造论,引者注),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02页)     

严锡禹:圣名之争(一)

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神差遣时,曾问神的名字.他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参出3:13)这大概是最早出现的关于神的称谓的问题.犹太人称神为“亚威” (Yahweh)或“主”,新约时代受希腊文化影响称Theos.公元四五世纪之交,耶柔米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神的称谓被译为Deus.在西方教会历史上,神的称谓尽管受希腊、拉丁文化的影响,发生过变化,但并未引起争论.16世纪,基督教(广义)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传人中国,传教士要把西方人已熟知的神介绍给中国人,必须为这位神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称谓.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十)

再来看论智.陈金镛首先从非基督教人士引黑格尔和幸德秋水思想为据入手,批评他们排斥宗教,排斥信仰,他们的智慧自下而来,不是真智慧,不足道也.近代西人的智慧,反不如我国程子的主张.所谓程子,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他俩开创了宋代理学,直接影响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程子认为,人莫不有知,而物莫不有理,人要想达到知(智慧),非格物不可,这就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这就是四书中《大学》的根本思想.当然,程子所说的致知,并不是陈金镛时代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那种知,而是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显之类宗教上的知.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六)

陈金镛将《雅各书》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论信、论行、论富、论舌、论智、论贪和结论(信行合一).本篇先讲论信.这部分包括《雅各书》1章1节到18节.雅各在这一段话中,反复提到信.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1∶3)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参雅1∶6、8)陈金镛指出,雅各写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发人的信心,还是为了巩固人的信心,所谓不第欲起人之信,尤在坚人之信.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五)

时下,中国传道人案头的解经著作不少,但据了解,这些著作多为舶来品,即便有一两本中国人的著作,也往往不能关切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生命状况.陈金镛为《雅各书》作注,最大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心里装着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因此,他注释的出发点在于让圣经与中国基督徒对话,而不是与西方传教士对话.他说:鄙人对于研究此书,注重反复诵读白文,兼又参考串注.而对于译者之注释,并不重视.亦不涉猎.盖雅不欲以西士之意思为意思,以西士之见解为见解也.况犹太与中国同属亚洲,交通亦最早,故风俗人情,多有相同之处.而解释圣经实较欧美人士为切近.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三)

曾有人问我,基督教中国化可能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又问,什么时候可以中国化?我再答,当你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时,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严锡禹:蒙元时期的长生天信仰

汪维藩老师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一书中,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思想引入中国神学,提出了“生生神学”的主张.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汪老师引用了蒙古人的长生天信仰,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长生天“就其静态来说,是一位‘永存的上帝’ (An Everlasting God);就其动态来说,是一位‘永远创生的上帝’ (An Ever-generating God)”(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年6月版,第15页).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二)

95年前,亦即192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叫《雅各书之研究》,作者是陈金镛. 陈金镛(1869-1938),字敂应,浙江上虞县百官镇人.先后在宁波、杭州求学、工作.1906年来到南京,成为金陵神学院第一位中国籍老师,与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同工.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任教期间,与多位传教士老师合作写过圣经注释.《...     

孔子诗教与礼乐观发凡

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大于"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诗"来兴发志向,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伊斯兰教净礼奥义探析

艾卜·马立克·艾什尔里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说:"清洁是信仰的一半。"(穆斯林圣训集)这一教导指出了伊斯兰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号召世人注意清洁,讲究卫生,并把它作为信仰的基础。而清洁主要是通过净礼沐浴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