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科学的启示去探讨《易经》的哲学原理阴阳辩证一元论

从新科学的启示去探讨《易经》的哲学原理阴阳辩证一元论窦宗仪［美］（１）序言这个从新科学的启示去探讨《易经》的哲理的治学态度是以人的认识作用出发的,因为知识是人的产物,人由未知去求知,由已得知去求真知,水无停息的,为什么？争论不一,不知,便一切无从说起...     

在科学上没有“国王的道路”

大家知道,1872年初,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记者M.拉沙特尔(1814—1900)建议马克思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马克思同意了。1872至1875年,鲁瓦翻译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在法文文本中做了不少修改和补充,后来,恩格斯把这些修改和补充移入其他版本。《资本论》法文版序言曾多次被译成俄文,其中一些句子,如关于科学的那句话(见序言最后一段),后来成了格言。应该指出,马克思一向讲究文体,刻意追求作品的科学准确性,务求译文字字句句准确无误。他     

“超常科学”不是科学

8月10日的《科学时报》评注了一篇奇文:《“法轮功”功理——超常的科学》(以下简称《超文》)。《超文》的倾向与《迷信是人的一种思维态度》类似。该文引经据典,认为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法轮大法”是“超常的唯物论”。该文概念混淆、逻辑不通,简直是荒诞不经。值得注意的是,该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员,不能不让人感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影响之广、毒害之深。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但还是满足     

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应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参见笔者《异化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一文,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人》一书第79—106页)。《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在逻辑上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以人的“类本质”的     

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中西皆有，不过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就早期历史发展言，西方的科学和人文原本是一家。早期希腊人以科学的态度来看人文的问题。希腊的哲学是科学的形态，其中包括了对人文问题的思想，也是科学性的。古代希腊人以科学理论的态度对待“自然”，也以科学理论的态度对待“人”。“哲学”是这种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这是“哲学”的“古典”传统。西方哲学的古典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黑格尔仍是如此：哲学以科学的形态对“自然”和“人”的各个领域，有一个理论性的思想体系，成为“知识”（科学）的“最高形态”。这个…     

也谈敬畏与否之争

以人为本派认为对董仲舒的“天”无需敬畏,要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开发自然,造福人类,这是符合无神论科学观的《科学与无神论》今年第二期,发表张明星《敬畏与否之争》一文,文中谈到近一时期,笃信“敬畏大自然”的一派人士和认为“无须敬畏大自然”的一派人士互相争执,言辞很激烈,都有意无意地指责对方是“伪科学”而自己是代表真正的科学,叫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该文作者建议:两派论争前是不是先弄清概念更有意义一些?该文作者将敬畏与否两派的观点概括为:前者是“热爱自然派”;后者是“以人为本派”。我认为两派既然是势不两立,那么主张热…     

科玄论战以来关于中国文化之科学形态的研究及其意义--冯、胡、李、杨纵论

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问题最早是由“科玄论战”引发的。20世纪19—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科学与玄学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开始是两方。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任叔永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即所谓的“玄学派”,他们力主科玄分疏,反对科学万能。另外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即所谓的“科学派”,他们虽然也认为科学的材料和结论都有其特殊性,但认为科学方法却具有普适性,因此认为类似科学的人生观也是可能的。随后参加的以陈独秀、范寿康、瞿秋…     

建立历史唯物论体系要坚持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相统一的原则

现在国內外通行的历史唯物论理论体系,大多是依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的表述建立起来的。究竟以《序言》作为标准来建立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体系是否妥当呢?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种情况:     

对科学进步合理性的合理辩护——兼评林定夷《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目标》

科学进步问题牵涉到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无疑,对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辩护是一件高难度的、极为有意义的工作。林定夷同志以实现这一任务为己任,继其著作《科学方法概论》之后,又著述《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目标》(以下简称《进步与目标》)一书。现在,这本专著也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科学—道德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学进步和伦理之间关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各国科学家和哲学家面前,能否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成了科学技术前进还是停滞不前的关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和教授И.Т.弗罗洛夫的《人的前景》(1979)一书对科学发展中这一激动人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这本书受到苏联学术界的好评。弗罗洛夫的学术活动和作品主要集中在科学的哲学问题和社会伦理问题、人的问题和当代全球性问题的领域。他写过许多有名的著作:《遗传学和辩证法》(1968)、《理论生物学的方法论原则》(1973)、《现代科学和人道主义》(1974)、《科学进步和人的末来》(1975)、《辩证法和关于生命的科学中的伦理》(1978)等等。他的一系列著作被译成多种外文。本文摘译自他的《人的前景》一书的第六章。     

Heidegger on Luther on Paul

Abstract : When it comes to how Heidegger understands theology, Martin Luther was instrumental in his early formulations.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Luther leads him to descry theology as a discipline best left unfettered by metaphysics and this attitude is carried right through Heidegger's career. By explicating Luther's influence upon 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lectures from 1919‐1923, we can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nuanced way Heidegger construes Luther's theology in the hopes of inspiring key insights for Luther's appropriation in current post‐Heideggerian th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