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刘德春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研究中,现代新儒家明显地受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学说的启迪。韦伯认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或清教）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藉此在欧洲涌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其他宗教文化传统如儒...     

家族企业伦理研究的新视角--评《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及其现代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考察,他认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与禁欲精神对西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韦伯的研究思路和思想观点对现代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性价值。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经济     

一贯之道和资本主义精神

<正> 中国以封建社会稳定漫长而闻名于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一再受挫,危难重重?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方面着眼,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宽容态度。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列举了“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可以生金钱”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的治世箴言后概括说:“我们可以给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徐少锦东亚传统伦理，虽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各有其特色，但其核心内容或价值观则是儒家伦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曾断言基督教“新教伦理”之“入世苦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家伦...     

解读"资本主义伦理学"

自从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资本主义精神”来指称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念以来,学术界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伦理给予了较大关注。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P.科斯洛夫斯基教授的《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一书。 该书是P.科斯洛夫斯基应邀就“资本主义的道德性”而撰写的一篇论文。作者声称,     

宗教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西方新教伦理导出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的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却为什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德国的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中所着重探讨的两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于第二个问题,却被人们评价为“伟大的外行”。韦伯不懂中文,只是依     

论韦伯的宗教伦理观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现代西方知识界最有影响、同时又颇有争议的学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就工业革命和理性资本主义为何首先产生于西欧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恰好提供了美国社会学家所能接受的分析和解释,这是“韦伯热”首先兴起于美国的内在原因。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战后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则是“韦伯热”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本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韦伯热”波及到西欧和东亚,西德、日本以及亚洲的四条“经济猛虎”先后出现了“韦伯复兴运动”和韦伯研究的     

马克斯&#183;韦伯的佛教伦理观述评

马克斯&#183;韦伯的佛教伦理观是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题的一个反证。它指出了佛教伦理出世品格的一面及其印度文化根源，但与佛教的思想和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且隐含着韦伯推崇新教伦理的价值偏向。韦伯论题遭遇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是否意味着可从佛教中发掘某些缓解“现代化”危机的精神资源呢？     

马克斯·韦伯的佛教伦理观述评

马克斯·韦伯的佛教伦理观是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题的一个反证。它指出了佛教伦理出世品格的一面及其印度文化根源,但与佛教的思想和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且隐含着韦伯推崇新教伦理的价值偏向。韦伯论题遭遇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是否意味着可从佛教中发掘某些缓解“现代化”危机的精神资源呢？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论韦伯的文化论研究

韦伯的著作包括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和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部类。前者被称为文化论,后者被称为制度论。按照他的理解,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制度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本身就是诸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这一主题下,他研究了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在宗教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选择的亲和性,共同推动了西方现代文化和制度的演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文化论视角,强调精神和心理因素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反对马克思的学说,而是批驳经济决定论。     

韦伯命题的合理性与中国企业伦理的建构

回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生成关系的韦伯命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本文考量了韦伯命题关于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和"精神转型"的合理性,寻求其在改变人们心智模式、重估企业伦理的作用力以及运用"精神转型"建构中国企业伦理的方法论启示。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历史哲学取向

韦伯关于“新教资本主义”的伦理—经济“理想类型” ,表现为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和二元分离。在道德哲学方面 ,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逻辑模型 ,然而在历史哲学方面 ,“理想类型”却潜隐着深刻的文化霸权与文明霸权的价值取向 ,它与后来的“文明冲突”理论和“全球化”思潮 ,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观 ,同属一种历史哲学谱系。“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 ,因与之在道德哲学方面不同构 ,历史哲学方面不同质 ,只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一种错位的回应。     

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

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王泽应本文从对马克斯·韦伯儒家伦理命题的剖析起步,探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认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只能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进而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阐释了儒家伦理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儒家伦理对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它曾经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工业文明的崛起,儒家伦理遇到了严峻的历史挑战,面临着是被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还是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扬弃的历史命运;而真正确定儒家伦理历史命运的关键,则恰恰是儒家伦理自身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伦理对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影响,任何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都远离于客观事实本身。至少来说,它有两重影响,即儒家伦…     

差序格局下的苏商伦理——兼论儒家经济伦理与近代苏商精神

从明末清初到近代的几百年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动导致传统儒家经济伦理与苏商伦理精神发生直接冲突。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苏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差序梯级形态,推动苏商逐渐形成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具有江南地方文化特征,兼收并蓄、融合并包的完整的苏商伦理体系。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召唤与职业:驳韦伯对基督教职业观的理解——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思想出发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职业与天职联系起来,并从这一角度指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该文认为这种直接的联系的基础是自然神论。通过引入克尔恺郭尔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笔者将论证,一方面,由自然神论衍生的基督教职业观在克尔恺郭尔的视野下是错误的,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生存的偶然性境遇之一,因此不是上帝的“召唤”。根据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教的阐释,上帝的召唤是超越性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直接地被人的理性理解,它以一种独特的———我称之为“否定性的”、“间接的”———方式被领会,召唤超越于职业,前者超越了人的理性,而后者是理性分工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上帝的召唤又与职业有关系。偶然性境遇恰恰是上帝进行召唤以及人作出回应的“场合”(occassion),一个基督徒如果占据某一职业,那么他(她)就必须辛勤劳动,甘愿“受苦”(suffering),韦伯正确地看到了基督徒对职业的重视、在职业上吃苦耐劳的表现,但未能正确地解释其原因。总之,依据克尔恺郭尔的思想,存在着一种有别于韦伯的基督教职业观,从而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是值得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