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特点——与郑国祭祀遗址殉马坑等对比

古代的马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军事价值,当时能够殉马者大多是一些身份较高的贵族。本文通过将山东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与淄博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殉马坑、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殉马坑以及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遗址殉马坑进行相互对比,来揭示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之特点。     

临淄出土战国编钟

一九七九年秋,在齐国都城临淄今齐都镇大夫贯村西约300米处,从一座战国基葬中发掘出土了一套直甬编钟,共八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同时出土的还有伴随的两套青石编磬,每套八件,共十六件。此墓规模宏大,墓口达30米见方,有南北墓道和槨室墓室组成,在墓室四角有四个陪葬坑,西北和西南两坑为铜陶器陪葬坑,东北和东南两坑分别为殉狗坑和乐     

大武西汉齐王墓

西汉齐王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南,北距胶济铁路约1公里,东北距齐国故城遗址约23公里。1978年对该墓进行了探测,并对五个随葬坑和封土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该墓的年代、墓主等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探测得知,墓葬在底径250米的范围内夯筑高大的圆锥形封土堆,虽历经浸蚀,仍高达24米。在封土之下,有一近方形的墓室,墓口长42米,宽41米,墓室的深度地平面下约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墓室与墓道成“中”字形。     

临淄车马坑年代小考

1990年,在临淄齐陵镇后李家村西北淄河东岸发现了古代殉葬车马坑,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的广泛重视,据认为这是较东周殉马坑更重大的考古发现。车马坑位于该村西北一个隆起的高地上,西距淄河仅几十米,淄河从西南方向流来,至此折向北流。高地上的殉葬坑呈南北向,一字排列着十具车马,马皆侧卧,马首西向,其中辕马首青铜辔饰铜锈斑驳清晰可辨。据说墓葬在金兀术南侵时被彻底盗掘,墓主身份、年代已无从查考。这次发现的车马坑     

管仲墓

管仲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北山庄西,南依牛山,北临淄水。现墓封土高十米,墓基东西长三十四米,南北宽十四米。明《青州府志》载:“管仲墓:牛山北麓。旧碑题:‘管子之墓’嘉靖乙巳按察使鲍象贤立石冢上。”今碑已失,仅存石碑座。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管     

临淄殉马考辨

殉马是我国古代葬俗之一,活马殉葬集中在周代,汉代也有殉马现象。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内外,近年来多处发现殉马墓,而且数量多,规模大。一、1964年在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今河崖头村一带,发现一处国君与贵族墓地,有大、中型墓二十余座,其中五     

论“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与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多重证据法”和东周齐国殉马坑等的研究

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晏子春秋》中的齐景公形象

近年来,在齐国故城遗址相继发掘了齐景公的墓葬(五号东周墓)和大型殉马坑,这一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发现,又一次为研究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晏子春秋》提供了珍贵的地下资料。一九七二年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竹简中有许多《晏子》的残简,这一事实彻底推翻了《晏子春秋》是“伪书”的论断,成为确定《晏子春秋》成书年代的重     

论东周时期的齐殉人陪葬墓

东周时期齐国殉人墓的陪葬墓被置于主墓之中,本文通过对东周时期齐国殉人陪葬墓所进行的比较分析,探讨了战国早、中、晚期齐殉人陪葬墓的嬗变历程。由战国早期到晚期,齐殉人陪葬墓不但平均殉人数量在减少,并且陪葬墓的平均面积,陪葬墓随葬品的质地和数量等皆明显下降,似都反映出殉人陪葬风气在齐国从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逐渐衰落的过程。     

明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志考

2010年12月,南京市博物馆在位于南京市南郊西善桥梅山村的岱山保障性住房项目工地清理出一座明代砖室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墓,墓室设八边形砖砌棺床、墓壁设铁索等特殊结构异于同时期的明代高等级砖墓。砖室全长3.8米、宽4.1米、     

矩形铜镜

<正>矩形铜镜,西汉时期青铜器物,长115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公斤。1979年出土于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的兵器坑。镜面精工磨砺,无锈处,乌亮可鉴,应为实用器物。镜背有精美纹饰,纹饰凸起1.5毫米,     

桐林田旺遗址简介

地处临淄桐林、田旺两村之间,北临(氵画)水,西傍乌河,东距临淄齐国故城约10公里。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为一处两面濒河的高台地,南北长近千米,东西宽约500余米。文化层呈灰色,土质松软,厚度在3—4米之间。断层处陶片、灰坑多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历年来,经常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网坠以及各类陶器出土。文物部门曾多次进行调查和勘探,并确认该     

万乘一览——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临淄是周代齐国故都，两汉齐国王城，历史悠久，古文化遗址遍布境内。历史文化的丰厚堆积，使每一处古迹都熠熠生辉。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就是坐落在后李文化遗址之上，依托９０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后李春秋殉车马建起的，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以车马等陆上交通工具为内容...     

汉初齐王墓圆铜镜

该铜镜出土于临淄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坑同出土矩形钢镜1件(参见《管子学刊》1990年第一期),圆形铜镜4件。圆形铜镜分别置于漆奁内,已破碎,能复原,大小相似,形制相同,体较薄。三弦纹的桥形小纽,纽周围有一周带纹。边饰连弧纹,带纹外有4个肾形纹。3组纹饰皆为微凸平面。无地纹。直径24、厚0.2厘米。该墓出土的圆铜镜,形制独特,对研究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的齐文化面貌乃至中国镜(?)学都有其参考价值。铜镜起源于西亚和中国。中国铜镜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一直流行到近代,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的铜镜都有不同的特征。     

桓公台

桓公台,俗称梳妆台、点将台,秦汉时称环台,魏晋时人称“营丘”。唐代长庆年间建齐桓公庙和管子庙于其上,故名桓公台,实为宫殿建筑遗址,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官城内西北部,距宫城西墙约300米,北墙约600米,现高14米,由泥土夯筑而成,地下夯基呈长方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86米。台顶有两层,东、西、北三面陡峭,南坡稍缓。东、北两面150     

长沙金盆岭晋墓与太阴炼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逻辑

1958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墓墓室四角距墓底1.54米处各有一块平砌的砖伸出壁面一段,表明该墓形制乃模拟北斗,象征着整个墓室乃是死者卧斗修炼成仙的炼形之宫。墓中出土的陶俑等40件精美器物分区摆放,其中对书俑应为司命司录俑,其三笔象征司命神所注写墓主人三命,另可识别有诵经真官俑、鬼官北斗俑等。不同的器物群构成不同的功能区域,代表着墓主人地下修炼成仙过程的不同阶段。墓内器物有其内在符号逻辑,表达着墓主人所追求的太阴炼形、飞升成仙的终极理想。文中首次提出墓葬器物分布逻辑分析法,力图还原墓葬及器物背后那个支配着整个仪式结构的思想图景。     

姜太公墓之谜

姜太公墓之谜张龙海姜太公墓在何处，是个难解之谜。史书记载主要有三处：一、山东临淄。魏人王象、缪袭所撰《皇览》日：＂吕尚家在临淄县城南十里。＂《齐记补遗》云：＂太公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临淄县志》（民国九年）载的更为具体：＂太公衣冠家，在...     

伊斯兰教在泉州

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泉州。明何乔远《闽书》载：“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明代《闽书抄)载,三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此两人往泉,自营北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于是有了一座闻名遐迩的灵山圣墓,墓室由10根石柱支撑,石柱两头稍小,著名建筑学家杨鸿勋、     

唐章怀太子墓《托盆景仕女》壁画探究临摹

唐墓壁画是有具体创作年代考证的宝贵考古资料,有助于各个学科研究唐代社会和风俗史料。壁画是唐代艺术成就中发展最完善的一种,唐时期中国壁画传统人物题材绘画达到巅峰。以唐代墓室壁画中章怀太子墓《托盆景仕女图》为例,浅析了墓室壁画的临摹意义及综合临摹技法,希望借助临本能够使得壁画充分发挥出历史及艺术价值。     

质朴率真 见情见性——略论新密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人物画的艺术特色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座重要墓葬遗迹,此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装饰豪华,墓室内主要雕刻有300多平方米的石刻壁画,壁画雕刻精美,内容丰富,对研究我国汉代雕刻艺术、绘画艺术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