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苦乐原理、效果论和功利原则这样三个理论基点所构成。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困境的三原理。苦乐原理由于没有进行内在的质的区分,为密尔所修正,但密尔的修正突出了苦乐原理与效果论的内在不一致;同时,密尔以自我牺牲来补充功利主义,又暴露了功利主义原则的内在矛盾。还有,密尔以平等权利来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辩护,恰恰表明功利原则并非是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基础性原则或终极原则。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则进一步暴露了功利主义的非正义性特性。功利主义的这样三个典范表明仅仅诉诸功利原则无从走出内在逻辑困境。布兰特援引认知理论以及道义论原则,笔认为这才使功利主义从其困境中走出。     

分配正义:重新反思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罗尔斯虽然认为密尔是一个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指出他的功利主义像其他 形态的功利主义一样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忽略分配正义,特别是为了实 现功利最大化而牺牲自由。实际上,作为密尔功利主义首要原则的功利原则蕴含着分配正义 的要素,即功利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或者说每个人对幸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不仅 如此,作为其功利主义次级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也非常相近 。密尔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不具备的优势:明显的历史性优 势以及有效处理相互冲突的自由的优势。     

自由与功利之间——密尔伦理思想的双重诉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功利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诉求,自由原则则赋予个体的自由权利以价值优先性.密尔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来证明个体自由,致力于论证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致与契合,但实际上若要追求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的融合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执守严格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坚持一般的自由主义.因此,功利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最好的哲学基础.     

最大快乐原则能否公平——以密尔功利主义为例

最大快乐原则能否公平是功利主义理论完备性的一个关键问题。罗尔斯曲线的数量分析模型对功利主义公平问题的考察存在偏差。密尔功利主义主张最大快乐是人能够过幸福生活,公平是每个人都能够幸福生活。从功利与公平的义理、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制度的性质、幸福的源泉等视角看,密尔认为人的最大快乐不存在相互排斥,世界能够为每个人都提供幸福的源泉。社会通过政治改良与共同努力,消除不平等和灾难,最终每个人都获得幸福生活,从而实现公平。     

“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重思约翰·密尔对功利原则的证明

许多批评者指出,约翰·密尔在《功利主义》第四章中对功利原则的证明明显地犯有许多"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他们认为这些谬误主要包括两类:模糊性谬误/自然主义谬误和合成性谬误/划分性谬误。批评者们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密尔,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密尔证明背后所预设的一些假定,或者是因为他们未将密尔证明功利主义的论点与他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如果人们怀着同情的心态来对待密尔的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密尔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犯有"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     

密尔的自由原则与道德权利概念

对于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捍卫的自由原则,传统的解释一般以第一章为重点,这个解释方案被称为"伤害原则",即社会或国家权威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但这个基于伤害概念的解释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密尔在《论自由》的后半部分为自由原则提出了与第一章不同的表述,其文本上的不一致为我们深入理解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利主义框架内的权利概念提供了很多的解释空间。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论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

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从考察密尔的证明开始.他认为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存在一个漏洞,需要用合理仁爱去填补,进而考察了理性直觉中的公正、审慎和仁爱三个自明原则,最后论证常识道德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从而达到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但是对于这三个自明原则的内涵与关系,特别是从审慎到仁爱过渡的重要问题,西季威克没有给出应有的阐述.在对西季威克的证明给予梳理与评述之后,可以发现自尊心和名誉感是沟通审慎和仁爱的桥梁与中介,它们正是追求自我幸福的个体为何会追求普遍幸福的原因.同时,从考察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可以看出,他的功利主义理论表现出一种准则论的倾向.     

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适应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即幸福.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功利主义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就是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公德和私德分别是道德系统的规范组织和自组织的两种状态.系统功利主义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最终体现于对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墨子和边沁之功利论思想比较

功利论的理论框架由英国哲学家边沁于18世纪后半叶创立,其基本特征是:苦乐感情是人性或道德的基础;苦乐的精确计算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密切相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功利原则,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标准,决定着个人行为的方向。     

伤害、利益与权利——理解密尔伤害原则的新视角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伤害原则是《论自由》一书的核心原则,但由于他对"伤害"一词界定不清,所以这一原则一直饱受批评。密尔笔下的"伤害"实际上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利的基础在于安全,安全包含生命、自由、财产、合理期望、公平方面得到保证等要素。密尔的伤害原则在现实应用中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中,这一原则的应用受到限定。另外,伤害原则也不适用于儿童以及野蛮社会。     

通过美德来获得幸福——约翰·密尔的美德伦理学

古典功利主义者(classical utilitarians)一般把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归结为该行为是否能实现最大化幸福,并同时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但同为古典功利主义者之一的密尔并没有直接将快乐最大化看作是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他非常强调各种美德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模仿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审慎。他认为美德不仅有助于增进幸福,而且认为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密尔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美德与道德混同起来,而且他是通过其联想主义道德心理学(associationist moral psychology)来解释美德如何从一个工具性的善转变成为幸福的一部分的。     

西方伦理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题(五)

第十二章 最大幸福的原则 选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功利主义》。 问题: 1.“功利原则”是什么?穆勒为什么感到有责任用这种仔细的处理来捍卫这一学说? 2.穆勒的功利主义观念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边沁的功利主义观念? 3.对最大幸福原则是一种“猪的学说”这种异议,穆勒作了什么答复? 4.区分“心理学享乐论”和“伦理学享乐     

密尔自由观的伦理辨析

约翰·密尔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伦理视角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自由就是由社会合法地对个体行施的那种权力的本性和限制.密尔坚持个人自由,主张张扬人的个性,提出自由要以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为其价值目标.尤其是密尔对自由的伦理道德诉求、对个性自由的伦理价值分析、给自由以限度、给自由以功利主义解释等伦理主张和理论建构,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推动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

一般认为,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不接受基于幸福概念的关于功利的后果论考量。但是,R.M.Hare说:“康德本来可以是一个功利论者”, 因为“他的形式化的理论确实能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甚至可能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Hare) 我并不认为, Hare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会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论者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 我也不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要求我们在具体的道德抉择中拒斥功利考量。在这篇文章里, 我将证明, 我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释与康德总体上的实践理性概念相符合。一、康德的形式主义及…     

论两种不同的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兼论康德哲学的一个理论贡献

一　问题的提出正如黑格尔屡次指出过的那样 ,熟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知的东西。对于那些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话语中思索问题和叙述问题的人来说 ,“自然辩证法”无疑是一个熟知的概念 ,但人们是否已经真的把握了这个概念的含义了呢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 ,谈论“自然辩证法” ,就须先对“自然”概念的含义获得一个明确的认识。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引入海德格尔式的、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的词源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这个概念 ,我们不妨直接引证Ｊ .Ｓ .密尔的一段广有影响的话来阐明这个概念 :自然这个词有两个主要的含…     

密尔与伯林自由观对勘

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广大民众获得广泛的政治权利之后,另一种压制力量——“多数人的暴政”——正在隐秘地侵袭个人自由.密尔试图以“自我保护”为原则给个人自由划定一条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边界.伯林面对20世纪人类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认为“理性一元论”所形成的“观念的压迫”是其根本原因.他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对抗“观念的压迫”,提醒人们警惕“积极自由”的变异.伯林的自由观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密尔自由观基础之上形成的.     

基于最大幸福的最优公正——功利主义的一个边际分析

功利主义一直面临着公正的诘难,但在追求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功利主义不仅没有消解公正,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带来最优公正的规范性理论。通过边际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幸福与公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找出最大幸福对应的公正点,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从公正论角度出发对功利主义的诘难常常是概念式的反对,并没有给出明晰的实证,显然不能抹杀功利规则仍然具有的现实意义。     

论自主性及其在生命伦理学中的意义

本文试图探讨自主性及其对生命伦理学的意义.文章以英国哲学家Onora O'Neill对自主性的质疑为起点,对康德和密尔意义上的自主性概念、以及自主性概念的来源和发展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指出,自主性在生命伦理学中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如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发生了偏离,而是因为在实际运用中自主性的形式与实质被割裂了开来.文章提出,为使尊重自主性原则真正体现保护病人和受试者的利益,不应抛弃形式上的自主性,而应该修复它,并使之更好地体现和服务于实质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