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从贾谊《新书》“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

学界奉行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使得今本《管子》各种正式出版物均仅署校注者或译者之名,而不署"管仲撰"。早于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贾谊即作《新书》,以"管子曰"引用《管子》原文,全书共4次,均存于今本《管子》相关篇目。贾谊不仅阅读、效法管子,其"《管子》体"著述《新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今本《管子》虽成书于刘向编修,但其文本主干为管仲撰,而管书最早可上推到姜齐桓公时代或稍后,至少应在"田氏代姜"之前。《新书》与《韩非子》《史记》及《管子》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管仲是《管子》主要"责任者"或"著者"的系列证据链,证伪了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章学诚论《管子》发微

章学诚言《管子》书春秋有之，观其多存春秋之典章，可知实斋此论合理。《苟子》、《韩非子》之成书当均参考过《管子》文本。《管子》书乃后世习管子法者所缀辑，非管子自著，此关古人著书无私著之理。《管子》书其学术主旨当为法学，后人言归人杂家者为非。刘向、刘歆把《管子》人道家，当与其家学背景相关。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CSSCI

刘逢禄作《何氏释例》,将《春秋公羊传》及《公羊解诂》之例,系统分作三十例。主书例在《春秋》书法例中处于首要位置,其说明孔子笔削《春秋》时所欲彰显之主要意旨,解决"何者书"、"何以书"的问题。由此,诸种书法例,即"如何书",才能得以展开。然而,《何氏释例》对主书例的总结尚有遗漏之处,我们回到《公羊解诂》中,对主书例进行更加全面的概括,并深入阐释其内涵。由此,可以体察主书例在春秋辞例中的特殊性,进而理解主书例对构造春秋笔法、彰显微言大义所发挥之价值。     

旧约诗歌的特征与解读方法——以《诗篇》1篇为例

诗歌约占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存在诗歌的旧约书卷只有7卷,《诗篇》整部都是诗歌,《约伯记》《雅歌》《耶利米哀歌》《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大部分以及先知书(除《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和《约拿书》以外),甚至是历史书的一些段落(参创49;出15;士5;撒下22及其他)均是诗歌体。     

对“左氏义法”与《左传》价值的全新解读——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评介

《左传》一书号称难读 ,其所以难读 ,一是由于书中人物众多 (据统计达 3 4 5 0多人 ) ,且各自的名号、世系异常复杂 ;二是因为此书的写作形式特殊———它是以“传”《春秋》“经”的形式进行写作的。平心而论 ,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相比 ,《左传》在内容上的确以史料见长 ,故而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是一部“以史释经”之作。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去看《左传》 ,那么《左传》在思想方面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有自己的东西 ,因为它是完全依附于《春秋》“经”而存在的。清代学者方苞等提倡“《左传》义法” ,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之处 ,…     

杨简《尚书》学研究

杨简《五诰解》是陆九渊心学一派《尚书》学的代表作,其借解《书》批驳《孔传》,阐发"道心不动于意"、"心本静"、"三才一贯"的心学思想,提出"不起意"静悟本心的修养方法,以此反对程朱一派道心人心之人性论及格物致知之修养论,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梳理杨简《五诰解》的训诂及义理阐释,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论争。     

竹简本《文子》成书年代再考

从对简本《文子》中运用的称谓用语的考证可以得知,其书成书年代上限在齐平王时期。从对简本《文子》文本本身的考证可以得知,其书成书年代的下限在秦前。从简本《文子》与甲本《老子》的对照中可以得知,其书是《老子》在政治上的运用发展。简本《文子》与《黄帝四经》、《淮南子》、《吕氏春秋》之间的关系是黄老学派兴盛的标志。而在齐平王和秦之间,《文子》已有两种版本的流传。     

《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论《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管子》与《齐民要术》对读偶得

《管子》与《齐民要术》表有枝叶之异,而里则本根相连。二书在“重农思想”、“民本思想”、“大农业观”、“农时观”、“科技兴农思想”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相通性,甚至可以说相通相同、一脉相连;然而由于成书年代的不同,在“商业思想”方面却有很大差异。《齐民要术》重农而富民强国的思想是直接受了齐文化深刻影响的。《管子》与《齐民要术》可谓广义齐文化园地里的双璧。二书的智慧都对当今社会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因而,如同《管子》一样,《齐民要术》亟需深入研究、有效开发和利用。     

戴钧衡之学术渊源及其《书传补商》之特色

戴钧衡承袭了乃师方东树的学术思想,尊崇宋学,强调经世致用。其所著《书传补商》一书,宗主程朱,推尊《蔡传》,重视对《尚书》中义理的阐发,可谓桐城派治经的一大代表作。戴氏解经,特别强调反复玩味经文,并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为佐证。戴氏以此方法辨析疑义,阐明新说,形成了鲜明的治经风格。     

《化书》中的教学思想解析

谭峭,字景升,号紫霄,泉州人,南唐国子司业谭洙之子,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五代后周时期尚见其活动之迹。谭峭无意仕途,学得道教辟谷养气之术,隐入山林,常以酒为乐,以云游传道为业,恣意行事,终其一生。其事迹最早略见载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①后有宋人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为其立传。据《佛祖统纪》卷四二所记载:“显德四年957年),隐士谭景升居终南山,与陈抟相师友。著《化书》百十篇,穷括化原。”谭峭所著《化书》是五代时期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探索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同时把道家的寡欲无为和儒家的仁政德治结合起来…     

《白虎通义》与谶纬关系新证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都以《白虎通义》一书杂于谶纬而轻视其思想品质,但事实上《白虎通义》引纬不引谶。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有以谶纬为一物者,有分谶纬为二者。经过对《白虎通义》之引纬书的研究,可分辨谶与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同。并且,其所引纬书部分合于《白虎通义》解经之旨,而不同于谶纬本身神话化、迷信化的世界观。《白虎通义》在世界观上合乎五经之义理,又受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包含了一个以数度化为特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体系。     

道教劝善书中的伦理思想及其教育方法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盛行于明清时期的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其中心思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书的书写形式通俗易懂,有劝善文、劝善歌、劝善图说、功过格、宝卷等。这类书籍儒释道三家都有,而道教劝善书因出现的时间较早、影响较大而起了带头的作用,如被誉为“善书三圣经”的善书即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其中《太上感应篇》还被誉为“善书之祖”。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教育的视角以一些道教重要善书为例简要探讨其伦理思想。一、道教劝善书伦…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易》学源流及其《易》源论证

(一)《易》学源流 《易》始于《墳》,《墳》是我国最早的萌芽《易》书。“墳”字之义,凡突出于地面的丘、陵、岗、垄,皆谓之“墳”。自有人类原始之初,面临着空濛天象,洪荒地险,紧迫人生,这三件大事,如“墳”底突出人世,须人认识、研究、利用、志之为书,故名《三墳》。按古史划分,在洪荒纪后,滋演纪初,天皇先灵氏,取天象以治人世,才演《象》。地皇后德氏,酌地形以谋地利,才演《形墳》。人皇居方氏,研气命以卫民生,才演《气墳》。三皇并用物体符号代文作记,成为肇始《初墳》。下传三帝,即《孔子家语》所说:自伏羲以下称帝。昊帝伏羲,观天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