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人心之“几”: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朱子视诚意为"自修之首",以"心中实有天理"释"诚",以"心之所发"释"意",强调人之道德行为要真实无妄地发自人心本有的善性,不能夹杂任何恶欲的成分。人在心体未发时戒谨欲念、涵养天理本体、以静制动相对较为容易,而在介于心体已发未发、欲念萌动的人心之"几"阶段,此时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人心最容易堕入欲望泥潭的危险时段,亦是道德修养中最难且最需要戒谨的时段。朱子在诚意视角下,以"审其几"为慎独功夫之要,防人欲于未然,存天理之本然,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慎独处、独居之所为"外向型修养工夫进行了由外向内的纠偏,对我们正确认识儒学的慎独工夫具有重要意义。     

天理与自然--宋儒境界中的儒道之辩

中国哲学的境界特征表现在儒道两家学说当中分别是它们的“为己”与“为道”的追求。理学整合“为己”与“为道”,在天理与自然、成己与成物之间分辨取舍,形成理学以天理涵盖自然、以成己淡化成物的价值导向,或者说,形成理学以先秦儒家之孝悌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窕远之地的“圣贤气象”。     

朱熹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和角色

"自然"不仅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术语,也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哲学的重要术语。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指没有人欲掺杂或造作的,天理本体完全实现自己或者被实现的状态。这包括三种情形:形上本体的先天存在、动植物的当下和人符合天理的行为和实践。"自然"与"天理"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只有符合"自然"的才可能是符合"天理"的,因此"自然"成为我们各类行为的参照标准、过程要求和境界目标,这是自然概念在朱子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天理"的内涵和特性中,朱熹认为"当然"更切近人事,所以"当然"比"自然"更为重要,这决定了"自然"最终无法拥有像在道家哲学中一样显赫的地位。     

《说文解字》“玉”字的灵修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灵修资源,作为传统思想两大源流的儒道两家,都主张通过修身使人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儒家认为人的活动应有伦理道德的规范,应努力实践,充实自我,止于至善。孔子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道家则主张以虚静为主,崇尚自然、强调返朴归真。老子说为道日损,是要摒除偏执妄见和不合宜的     

论老子“自然”思想的逻辑展开

采用哲学语义分析法,是厘清老子"自然"思想丰富义蕴的思路与方法。但此前学者们对老子"自然"的意义层级与类型的区分,存在着过于简化、概括不全的问题。本文将阐明,老子的"自然"存在着"四种主体,五个层级":"道法自然",是自因的"道"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是自在的"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是无为的"圣人"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是自为的"百姓"之自然;而"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是道之玄德"恒使万物自己而然"的"自然"。     

先秦儒道思想中的“己”与“自”——以孔子、老子为例

反身代词"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本人"。"自"除可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自体",则"自"表示与他者相对待的自体"本身"。作为儒道各自的开创者,孔子多用"己",而老子偏爱"自"。前者将"己"与"仁""君子"相连,强调"己"的道德实践及相应的工夫论,要求"己"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反省自身并使彼此受益、以他人为镜鉴,从而成就一种为"己"之学。后者则以众多"自"类语词营造出一个宏阔、丰富的"自"世界,道、天地、万物(人和自然物)等自体纷纷登场、展开自身,其中统治者和民众各自的独立自存,对"自"世界的和谐安宁至为重要。"己""自"为孔老乃至儒道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之维,孔老之后的儒道继续保持着对"己""自"的关注。     

山水画论中“秋”的气象

山水画论中论及"四时"常与"气"相关联,而先秦哲学中多谈"气",而后又与"象"结合,即为"气象"。本文以"四时"中"秋"之气象为例,着重阐述了山水画论中"秋"之自然形态、画面营造、意境建构等诸多方面,进而总结了山水画秋境萧疏、明净的气象特征。     

儒家的"善"观念

儒家论"善"始终围绕着天道人性概念展开,认为符合天道人性的事物才可能是"善"的,反之即为恶,因此,天道人性既是"善"的来源,也是"善"的评价标准.先秦孔孟,以仁释"善",突出"爱人";荀子及汉代儒学家则以"礼"释"善",讲求养人之欲又有所克制;宋明理学家视"天道阴阳"为"善",强调阴阳平衡;明清启蒙思想家释"善"为"中",着重于人欲之各得.这些"善"的内容虽在许多方面彼此存有差异,但始终都以人我和谐目标作为主线一以贯之,反对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     

“所以”与“当然”——程颐天理观念的易学解读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程颐易学文本中出现的实然、必然含义的"理",或者规定应然之理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方式,或者追究现实之恶偏离应然之善的原因,均被应然性所主导,展现出程颐易学与理学"以应然统摄实然"的贯通性思想路径。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论张载哲学的理趣与架构

由于概念的流动性和理解的差异性,学界对张载哲学的诠释与评价至今充满争议。这些争议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问题,也有诠释方法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诠释,一如庖丁解牛,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张载哲学,其结构之"理一"不外"意-象-言",其结构之"分殊"则为"太虚-太和-万物"。"一物两体"是其理论构架,"横渠四为"是其精神旨趣,二者共同勾画出了其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易》为宗、仁体礼用、内圣外王,彰显了其生生之德的大人境界。张载以其哲学结构之恢宏、理论内涵之丰富深刻,而为宋明理学之奠基性人物。     

论朱子对欲望的肯定与安顿

朱子的欲望观继承自孟子,在肯定欲望和强调寡欲这两方面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张力。就对欲望的肯定而言,朱子认为欲望是天理在人身血气上的表达,是天地生生之德的表现。而在强调寡欲方面,朱子认为良知良能才是人的天职,人应当与欲望保持距离,以保守自己作为人的本分而不僭越,同时应当以欲望本身所禀受的天理来裁成、安顿它。朱子对欲望予以积极肯定,与汉代以下一般儒者对欲望的贬低有别;而朱子对欲望的严格态度,又与"认欲为理"者迥异。     

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

本文以江户古学派中的伊藤仁斋为研究对象,在仁斋批判中国朱子学的视域下,探讨古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其中,朱子学中的太极、天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论",为仁斋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面对朱子学的庞大而细密的思想体系,仁斋虽以"道为人伦之道"为立论之基,试图完全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论",但在此过程中折射出其古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理论缺陷,凸显出仁斋的理论困境,而这一理论困境正是江户儒者的共性。从这一层面考察,它对全面理解仁斋的古学思想,当有所裨益。     

怀疑 远离 批驳——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之嬗变

戴震坚持"理欲统一",在"欲根于性""以情絜情"等论断的基础上,从"自然"和"必然"层面深化"理寓于人欲之中"思想,批驳宋儒"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孟学四书之理欲观,前后既有继承,又有明显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凸显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论“儒道互补”的结构性特征

"儒道互补"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但两家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身"与"心"、"技"与"艺",就代表着两家不同的关怀侧重;而"天性"与"德性",则代表着它们不同的思考取向。如果立足于不同的思想主张而言,人们往往因为其不同而更加注意它们"互绌"的一面,但如果从文明自身互动相谐的角度看,则儒道两家又正好是从自然与人伦的不同立场,共同支撑着中华文明的成立及其发展。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