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针刺与暗示对痛阈的影响

将被试分成针刺、暗示、针刺结合暗示、空白对照等四组,进行等组实验对比。比较针刺与暗示对痛阈的影响,着重探讨针刺的作用问题,其作用与暗示、分心等心理因素有何关系。对比实验共重复三次。 实验结果表明:(1)针刺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三次实验结果相近;暗示受主客观条件所制约,三次实验结果不一,个别差异甚大。针刺与暗示相比,两者差别不大,难以肯定孰优孰劣。(2)针刺有镇痛作用,但在本实验条件下作用较弱。可以认为,由针刺本身所引起的暗示、分心等心理因素也对痛阈发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在针刺镇痛效应中占有什么地位,这对于深入研究针刺镇痛原理,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     

3～5岁幼儿暗示感受性与压力的关系:抑制性控制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认知因素与外源性因素对儿童暗示感受性的交互作用。文章通过在访谈过程中设置不同水平的压力反馈,选用自编的儿童视觉暗示感受性测试材料及一系列抑制性控制实验任务,考查了儿童抑制性控制对压力和暗示感受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3～5岁幼儿的暗示感受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降低。(2)压力影响3～5岁幼儿的暗示感受性水平,压力越大,儿童的暗示感受性越强。(3)抑制性控制对压力与暗示感受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压力对暗示感受性的影响会随着幼儿抑制性控制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对于抑制性控制水平低的儿童来说,压力能正向预测其暗示感受性;但对于抑制性控制水平高的儿童来说,压力并不能显著预测其暗示感受性。     

记忆暗示感受性的双加工机制研究

该研究使用延迟的提取错误范式和R/K/G范式相结合的方法,从编码、误导和提取这三个加工阶段中重要影响因素对记忆暗示感受性产生的交互效应出发,深入考查了记忆暗示感受性产生过程中动态的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成分贡献。结果发现:(1)相比无意加工,编码阶段的有意加工更有利于记忆暗示感受性的产生。(2)当个体在编码阶段进行有意加工时,时间压力干扰能发挥其效应,明显提高了其记忆暗示感受性。(3)浅加工编码、时间压力条件下的记忆暗示感受性包含更多的自动加工成分;深加工编码条件下的记忆暗示感受性包含更多的控制加工成分。     

注意策略指导语对催眠和清醒状态下的Stroop效应的影响

本实验是研究在提供恰当的集中注意的反应策略暗示指导语情况下,高催眠感受性被试和低催眠感受性被试在清醒和催眠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下的Ｓｔｒｏｏｐ干扰效应．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在主试提供恰当的注意反应策略时,催眠可否减小Ｓｔｒｏｏｐ干扰？在此情况下不同催眠感受性被试的Ｓｔｒｏｏｐ效应有何差别？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催眠将明显降低高催眠感受性被试的Ｓｔｒｏｏｐ干扰效应。     

刺激前alpha振荡对视知觉的影响

人类对感觉阈限附近的视觉刺激的知觉不总是一致的。为探究这种视知觉不一致的现象及其神经机制, 一些研究者关注刺激前脑内自发alpha神经振荡(8~13 Hz)对视知觉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刺激前alpha振荡能量的降低能提高被试的探测击中率, 但不能提高知觉精确度; 而刺激前alpha振荡的相位能预测被试能否成功探测刺激。刺激前alpha能量被认为调控了视皮层的基础活动强度; alpha能量的降低反映了皮层基础活动的增强, 进而提高了对较弱刺激的探测率。刺激前alpha相位则被认为调控了皮层兴奋和抑制的时间; 大脑在刺激呈现时的不同状态(兴奋/抑制)决定了最终的知觉结果。     

负性情绪抑制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

利用心理生理实验法, 通过将情绪抑制操作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范式, 探讨负性情绪抑制的主观情绪体验、生理反应及其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以40名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MP150型16导生理记录仪记录皮肤电反应和心率。实验为2 (组别：情绪抑制组、自然观看组) × 2 (性别：男、女) × 2 (博弈对手：人、计算机) × 4 (分配方案：￥5：￥5、￥7：￥3、￥8：￥2、￥9：￥1)的混合设计, 其中组别和性别为被试间因素, 博弈对手和分配方案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1)对负性情绪进行抑制没有减少被试相应的主观体验, 情绪抑制使皮肤电反应性增强; (2)负性情绪抑制的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不存在性别差异; (3)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 情绪抑制组被试比自然观看组更倾向于拒绝接受。结果表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情绪抑制影响回应者的行为反应,使他们更倾向于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范畴异同判断中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的实验研究

本实验利用汉字单词和图片为刺激材料,要求被试判断同时呈现在左视野和中央视野或右视野与中央视野的二个刺激是否属同一范畴,对范畴异同判断中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1)对汉字单词的处理为大脑左半球占优势,对图片材料的处理为大脑右半球占优势;(2)判断方式(异判断和同判断)在左半球和右半球之间未显示出不对称性。     

视觉诱发电位(VEP)对不同频率条纹的反差敏感性

本实验利用条纹发生器产生正弦调制的条纹作视觉刺激,用NICOLETCA—1000平均仪,从枕骨隆起上方沿中线5cm处记录瞬态视觉诱发电位。实验用四种不同反差,十种空间频率,四名被试。结果表明瞬态视觉诱发电位(C_1—C_2)的峰值随反差的增加而变化,其在空间频率上有一定的分布,最敏感处落在3—5C/deg。在阈上刺激时,被试个体有差异,但分布趋势相似,最敏感处也为3—5C/deg,这和心理物理实验获得的调制传递函数(MTF)结果很吻合。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C_1—C_2)值对反差变化是敏感的,它反映了人视觉系统对不同空间频率上的反差敏感性,可以把它与MTF相类比。     

网络成瘾倾向者在视觉工作记忆引导下的注意捕获

采用工作记忆任务和视觉搜索任务相结合的双任务范式, 探讨网络成瘾倾向者在视觉工作记忆引导下的注意捕获。实验1考察了单一分心刺激视场中分心刺激的性质对网络成瘾倾向者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实验2通过控制匹配试验出现的概率来诱发不同的抑制动机, 探讨多分心刺激视场中两种抑制动机下网络成瘾倾向者的注意表现。结果发现：(1)无论在单一分心刺激还是多分心刺激视场中, 网络成瘾倾向被试的目标搜索反应时均显著短于正常组被试, 且两组的搜索正确率没有差异。(2)在单一分心刺激视场中, 无论是与工作记忆项目匹配还是不匹配的分心刺激都会捕获正常组被试的注意, 但不会捕获网络成瘾倾向被试的注意。(3)在多分心刺激视场中, 当抑制动机水平较低时, 两组被试均对匹配分心物产生注意捕获效应, 且网络成瘾倾向被试受工作记忆引导的注意捕获效应小于正常组被试; 当抑制动机较高时, 两组被试均对匹配分心物产生注意抑制效应, 且没有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面对非网络相关视觉刺激时, 网络成瘾倾向者受工作记忆引导的注意捕获效应小于正常组, 并表现出了知觉加工上的优势。     

损毁下丘脑弓状核、中缝背核和蓝斑对大鼠应激镇痛的影响

本文用不能躲避的间歇脚底电刺激引起大鼠应激,用电刺激鼠尾-嘶叫法测定镇痛效应,研究下丘脑弓状核(脑内β-内啡肽能神经元胞体集中的部位)、中缝背核(脑内5-羟色胺能神经元胞体主要集中的部位之一)和蓝斑(脑内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胞体主要集中的部位之一)与应激镇痛的关系。 用新生大鼠腹腔注射谷氨酸-钠的方法损毁弓状核后,用海人酸和电解两种方法损毁中缝背核或蓝斑后,应激镇痛效应均明显减弱。由于谷氨酸-钠和海人酸只选择性地损毁神经元胞体,故认为脑内的β-内啡肽能神经元、5-羟色胺能神经元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均参与应激的行为镇痛。     

心理咨询助人问题的探究

心理咨询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文旨在加深对心理咨询含义的理解。首先对心理咨询的涵义做了探讨,进一步分析了心理咨询助人的含义,分别从心理咨询助人的基础,助人的方式,助人的目标做了阐释。最后探讨了咨询师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对心理咨询可能产生的影响。心理咨询是心灵层面的沟通,通过体验关怀,达到来访者的心灵成长。咨询师对心理咨询的本质理解以及不同的咨询价值观和方法论都对心理咨询起着深远的影响。     

园中蝶：《石头记》中的理想国和女性

《桃花源记》系公元5世纪中国诗人陶潜（365～427）之作,是中国文学中描绘理想完美境界的最著名的作品。中国人的想象对它如此神驰心往,以至于桃花源的名字几乎已成为理想国本身的代名词。这篇作品由两部分组成：一篇用散文形式写的序和一首诗。二者均讲述了桃花源被发现和消失的故事。不过,或许是由于那篇散文具有更加实实在在的感染力吧,当中国人想到理想国时,更会马上想起它。     

THE WAY, THE RIGHT, AND THE GOO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Kongzi's religious ethics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 and the good, in which neither takes clear precedence in terms of being more foundational for ethics. The religious underpinnings of Kongz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are examined, includ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n ("Heaven") and the Way. It is shown that following the Way is defined primarily by the extent to which one's actions express certain virtues, and not whether one's actions are conducive to the best overall outcome or whether they are inherently right irrespective of consequences. It is then argued that the Way is seen as constitutive of both the right and the good, and that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and the goo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virtue ethics, religious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