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

就生活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可以说生活需要道德、包含了道德但并不等于道德,道德始终存在于人的整体生活之中,没有脱离生活的道德。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表现在,道德生活是一种属人的或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并渗透在物质生活之中引导和规范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意义和价值并能予以价值评价的生活,是一种主体自由意志自觉自为并能进行道德选择的生活,是一种通过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关系涵盖一切道德活动的社会生活。     

尊重——公共生活的基础性道德价值

尊重是公共生活中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诉求.康德伦理学揭示出了属于现代公共生活的尊重类型,它不仅与私域生活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尊重有区别,更与传统社会的等级性尊重不一样.尊重作为公共生活的道德价值,既需要通过制度的安排去实现,又要在人们平等的相互对待行为中体现出来.     

生活秩序与道德生活的构建

理想的道德生活能否建立,不仅仅在于理想的道德理论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理想的道德理论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因此,道德是否得到充分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能否发挥现实的作用,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品质。不良生活秩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生活的道德意义,使我们的生活     

论道德生活与道德教育

道德生活是人们通过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实现自身价值,获得自身幸福的过程.它具有自为性、精神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道德生活蕴含于现实生活之中又超越现实生活.道德生活的实现既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条件,更有赖于其内在要素,而连接外在条件与内在要素的桥梁和中介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在追求幸福中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偶像崇拜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偶像崇拜经历了一个以物为崇拜对象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以人为对象的祖先崇拜、圣人崇拜、帝王崇拜,再到英雄崇拜、杰出人物崇拜、明星崇拜的过程。偶像崇拜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偶像崇拜的变迁来分析其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清代婚姻道德生活

清代婚姻道德生活是通过婚姻选择、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来呈现的。清代婚姻选择受着政治禁忌、尊卑禁忌、乱伦禁忌等的限制。这些限制反映了清代人在婚姻选择方面有着不同的价值动因。就大体趋势而言,道德在清代婚姻缔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式微,而财物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这种婚姻重财之风,使正常的婚姻缔结方式发生了异化,导致了收继婚、买卖婚、劳役婚、兄弟合娶、童养媳婚、抢婚等不正常婚姻的出现。夫妻离婚的权力由夫妻双方、双方父母、家族乃至清朝政府共同掌握,它意味着离婚是一个符合清代正义观的社会事件,离婚过程中的财产处理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     

论清代家庭道德生活

清代家庭的同居共财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清代人的基本家庭道德观念和根本的道德选择就是以家庭利益和家庭和谐为目的。在清代人看来,家庭利益的保证就是重视忠孝,家庭和谐的前提就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和长幼关系。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恭、长幼互爱的道德原则并未被清代人所严格地遵循,清代家庭道德生活出现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新现象。     

唐代婚姻道德生活的概况

婚姻家庭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婚姻关系也是人类一切关系的前提.为了维护正常的婚姻,人类提出了各种原则和规范,唐代吸收传统的礼制,从法律上确定了完整的婚姻制度.盛唐的大国气象,也使人们的婚姻观念比较其前后都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     

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匈奴的道德生活在道德原则上奉行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原则,并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尚;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创新方面,冒顿具有杰出的贡献;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远离正义原则;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对之调节,使他们长期陷入内斗之中;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他们的道德生活也染上了相当的汉族道德色彩。     

近代婚姻道德生活的新动向

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生活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绵延几千年,在近代的历史巨变中,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在婚姻目的、婚恋模式、结婚习俗、婚姻形态、夫妻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新动向,展示出新兴的婚姻道德观念和婚姻道德风貌.     

和谐社会公民道德生活探讨

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道德状态,它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人的身心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让人们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而道德生活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超功利的精神性审美生活,是旨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和谐的创造性生活。生态伦理教育、政治伦理教育、经济伦理教育和文化伦理教育将为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生活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论清朝政治制度安排中的道德生活

清朝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有关皇权产生、转移和行使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涉及利益关系处理的非根本政治制度.它虽然根本上是一种恶的制度,但它在自身的安排中却不得不内含着某种道德生活.在皇帝权力的强化中,清朝皇帝一方面终止了以往朝代所实行的立嫡长子为储君的制度,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勤政、出巡、微服私访、派遣钦差大臣、实行密奏制度等主要措施.它要求官员在清朝政治制度的运行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寻求,依据基于某种道德共识的政治制度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Saintliness and the Moral Life

Drawing on the work of Raimond Gaita,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that may be played by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both in alerting us to the moral standing of other human beings, and in helping us to articulate the concept of “humanity” understood in a morally rich sense. The paper considers whether Gaita's treatment of these themes presents something like a natural law ethic, in the sense of supplying arguments which favour broadly Christian conclusions without depending upon explicitly Christian premises. It also considers whether Gaita's view, contrary to his own belief, invites extrapol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a more religiously engaged stance. In these ways, the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and moral understanding in terms that are arguably more fruitful than those suggested by the dominant ethical theories.     

秦汉时期道德生活的变动格局

作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古典形态,秦汉时期道德生活在变动格局方面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它不但具有由多样性向统一性、由非标准性向标准性、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运动的态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统一化、标准化、礼制化与反统一化、反标准化、反礼制化的斗争。从空间格局上看,在当时多样的道德生活中,还存在着非主流道德生活与主流道德生活的相互转化性。就道德生活与法律生活的关系看,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这集中地表现为法律是当时道德生活标准化、礼制化的重要资源。     

陶行知的德育理论实质上是生活德育论

在陶行知极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理论中 ,德育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生前虽然只对生活教育下过定义 ,没有对生活德育下定义 ,但却有丰富的生活德育思想 ,而且其生活德育理论自成体系。文章从教育源于生活、生活教育与德育目标和方法的一致性、德育途径和德育理论基础四个方面论述了陶行知的德育理论实质上是生活德育论     

试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

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生活的陈陈相因,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而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铺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循着它们的演变就可以捕捉到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脉动。     

Smart Technology and the Moral Life

Smart technology is recording and nudging our intuitive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in ways that are not fully shaped by our conscious ethical reasoning and so are altering our social and moral worlds. Beyond reasons to worry, there are also reasons to embrace this technology for nudging human behavior toward prosocial activity. This article inquires about four ways that smart technology is shaping the individual moral life: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promptware, our newly evolving experiences of embodiment, our negotiations with privacy, and our experiences of risk and serendip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