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超前是不科学的思维方式

超前思维是创造性思维,表现为对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出科学预见;思维超前则指人们超越社会现实、脱离客观实际的设想。所以超前思维和思维超前在形式上相似,在本质上迥异。前者具有深刻性和连续性的思维品质;后者则以片断性和表面性为特征。前者的理想和预期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后者则以虚幻性为主要特征。前者是集中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相结合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后者则是无基础的发散,具有盲目性和盲动性的特点。前者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后者则具有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特点。思维超前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则是脱离国情,过高估计社会发展阶段,实行违反客观规律的“穷过渡”;反映在经济建设上则是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过热”的     

“见死不救”入法的道德困境

“见死不救”从道德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种.对于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和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前者严重违背基本道德,后者不违背基本道德,前者入法后者不入法,争议不大.使道德陷入困境的是“利人利己”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情形,一个和受害对象并无特殊关系和联系的普通民众,在施救对自身并无危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施救,法律是否有此要求,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自身并无伤害的施救并不是高级道德的要求,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道德的要求,而基本道德的要求通常体现在法律中.     

儿童时间隐喻表征能力的发展研究

有研究表明,时间概念是隐喻性表征的,即时间概念是由别的语义域概念投射映现于时间而形成的,如“时间是金钱”。“时间是流淌的小溪”,前者将金钱投射于时间从而赋予时间的有价性,后者将小溪映现于时间,使时间具有了动体的属性。时间概念的所有属性都是这样隐喻性地建构的。因为不使用隐喻就难以表述时间。有研究发现,人们主要是使用11个范畴概念(空间、有价物、状态、易逝物、效应、改变者、检验者、动体、媒介、人、主宰一被主宰)来喻指时间的．     

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反思、批判与建构——对两个40年的哲学沉思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40年,对于生活于当下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现实地建构、批判和反思着这个段落,现实地创造和修正着这个段落,前者表现为哲学思维,后者呈现为实践智慧。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构成了40年的两个维度,即知与行。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帷幕,继之而起的乃是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于是便开启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我们以"第二哲学"的视角反思这两个40年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时,便可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做出尽可能令人信服的总结。     

“应该”概念辩难

“应该”是行为所具有的能够达到目的、满足需要、实现欲望的效用性 ,简言之 ,也就是行为的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属性 ;“不应该”是行为所具有的不能够达到目的、满足需要、实现欲望的效用性 ,简言之 ,也就是行为的不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属性。“应该”分为“道德应该”与“非道德应该”:前者是行为对于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的效用性 ,是行为的符合道德目的的属性 ;后者是行为对于非道德目的的目的——如个人目的——的效用性 ,是行为的不符合道德目的的属性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美的伦理学——曾钊新伦理思想的审美维度

伦理学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道德是分层的,富勒就曾将其分为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并用美学与法学来区别两者。一是高低之别:前者是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后者是有序社会的基本要求;二是内外之别:前者是内在于自我的超越指向,后者是主体间的处世之道;三是软硬之别;前者是自律的,后者是他律的。这种区别指明了,前者趋向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内含于伦理学中的美学维度,而后者是道德与法律所共同指向的社会基本要求,是接近于法学的。应该说,富勒很好地揭示了伦理学内含着的美学和法学两个维度,但在当代的伦理学研究中,寻求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成为规范伦理学的主要使命,底线伦理、程序正义、重叠共识等成了伦理学的主题词。与此对应,美德、牺牲、榜样等道德概念却被谨慎地对待,甚至是边缘化了。伦理学仿佛成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显然,伦理学的法学维度被强化了,美学维度则失落了。所幸,在曾钊新先生的伦理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道德生活实践都需要拯救和呈现的美的维度,看到了一种美的伦理学,看到了镶嵌在伦理学花冠上的明珠。     

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心理误差(摘要)

……社会分配不公会引起人们的心理误差,这就是人们把本来是公平的分配当作不公平来反映。或者把不公平分配的社会现象过度强化而产生的心理误差。……这种心理误差多产生于不同性质的劳动上,就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来说,前者的社会报酬应高于后者才是公平的,否则就会产生不公平的心态。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摆个小摊,顶个县官”,“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正是产生心理误差的现实反映。还有程度高的复杂劳动与程度低的复杂劳动,前者的报酬应高于后者才是公平的,而现实确相反,一个红歌星的出场费高得惊人,只要     

卡里克勒斯式的道德异己者理应被说服吗？

我们拥有各种价值信念,也根据价值信念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我们坚信某些价值是正确的,某些是错误的,且通常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对的一方;我们乐于说理和劝服,总是不知疲倦地寻求同声相应,而对于那些与我们的价值信念格格不入的“异己者”,又经常缺乏耐心与宽容。如果价值分歧是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而那些道德异己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现身于我们周围,那么伦理辩护可以让我们好好相处吗？就像古希腊的卡里克勒斯遇到苏格拉底,前者的“自以为是”被后者视为“秕言谬说”,而后者的“谠言嘉论”又被前者视若“虚谈高议”。然而,正是因为无处不在的价值龃龉,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为自己的价值信念提供应有的辩护,并展开充分的对话,以求超越个体视角的局限,达到维护公共理性的目的。     

两种自我（ego和self）的概念关系探析

在英语中,“自我”主要有“self和“ego”两个对应词或概念。前者是作为意识对象或客体(object)的、具有反身意识性质的、与他人相对应的“自我”或“自身”,后者则是作为施事(agent)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潜意识活动的“自我”。从学术渊源上看,后者可视为精神分析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而前者则可视为非精神分析理论意义上的“自我”。然而,ego意义上的自我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我国科学心理学研究的注意,     

医学院校STS教育模式探索

1　国际医学教育界的一个重大课题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斯诺(Ｃ.Ｐ.Ｓｎｏｗ)揭示了“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的存在和对立。他认为二者之间的鸿沟具有不可逾越性[1]。假如按此说法推演,大学必将成为两种文化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现实是否真的如此呢?相当多的人的看法是:隔行如隔山,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有幅“无知之幕”(ｔｈｅｖｅｉｌｏｆ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二者缺乏必要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从大学学科建构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大学的新兴和改造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那时,神学已变得无足轻重,科学开始大获全胜。与科学…     

实践建构论:对一种科学观的初步探讨

在分析和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理智主义科学观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科学观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可以被概括为“实践建构论”的科学观,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的实践活动。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初步探讨这种“实践建构论”科学观的基本路向,以及它对开辟理解科学的新视野的意义。一、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建构论”首先把科学视为一种实践活动,这根本区别于理智主义科学观。在理智主义科学观看来,科学只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行为,认知主体“看”与“思”的结合最终引向关于能够严格与主体两分的…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土伦理研究及其方法

一、“乡土”的离弃与回归:一种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1998年,第6页)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之“乡土本色”的概括,已然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事实上,华夏文明正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乡土关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基本关系。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认识,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乡村社会在得到各方人士重视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学术关注的对象。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成为革命者与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各党派纷纷谋划乡村救治之道,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翻译的适应性与陈述的真——论戴维森的"可释性策略"

戴维森反对“概念相对论”的主要立论落脚于语言的可译性和互译性上,但是,在他的论述中,他所围绕的中心却是语言的可释性和互释性。在他看来,由于从原则上讲,没有不可释的语言,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概念构架”。本文旨在从翻译与解释的差别以及翻译的适应性的角度对戴维森的这种可释性策略进行质疑,并对戴维森所提出的主要论证逐一进行了考察。我的主要观点是：语言的可释性并不直接支持语言的可译性,而对于“概念相对论”构成威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羞耻的本质及其伦理价值

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中,羞耻概念具有重要地位,基于两者羞耻德性的互诠,可知两位哲人分别认识到了羞耻本质的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羞耻的内在性与先天性,后者强调羞耻的外在性与社会性。这是构成羞耻本质的两个要件,而且这两个要件在羞耻德性的伦理价值上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羞耻感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重建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因为羞耻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羞耻的伦理价值与羞耻的本质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羞耻具有消极的道德谴责作用,这是产生羞耻现象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羞耻又具有积极的伦理建构作用,这导源于羞耻内在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从道德哲学的理论视域上看,羞耻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在于它能够承担得起道德奠基任务,能够培育一种健全的道德人格,所以说羞耻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

本文所谓“启蒙哲学”,指的是“启开封建主义之蒙昧,迎接资本主义之光明”的哲学理论;“中法启蒙哲学”则分别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和中国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哲学。后者是在前者的传播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法国启蒙哲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事实上,中国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启蒙哲学是有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法(Recht)与法律(Gesetz)

马克思在早期的政治思考和政论写作中,深受黑格尔理性自然法学的影响,将法与法律作为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概念加以使用,“法”被当成可以证成“制定法”的上位概念,具有“自然法”的地位和意义。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将法视为与法律一样的,皆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随着他们后来思入“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以及开始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又逐渐弄清了原始公社的解体使社会产生分裂和对立这一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过程。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对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法与法律又有了全新看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共产党宣言》英译的审订与加注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文本中,法与法律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已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被作为一种观念认识,而后者一般地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前者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表达,因而具有阶级性,而后者在阶级社会中必然要受到前者的影响,但是,因其并非只是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故而阶级性就并不构成法律所固有的本质。本文从对Recht和Gesetz两个语词的分析出发,力图将概念史的分析与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现代效应

一通常所说的“实践哲学”有两种含义, 即“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和“关于实践的哲学”, 前者包括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各种行为学科, 后者是把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一般来说, 在这两种实践哲学中, “关于实践的哲学”是“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即各种规范人类行为和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之基本原理和形上根据, 而“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则是“关于实践的哲学”的体现者。我们所说的实践哲学主要侧重于后者。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 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哲学的开端———古希腊哲学。实践概念虽然在…     

日本的分析哲学(1933—2000)北大核心

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后才被引入日本哲学学术界。在此过程中，赴日参加“美国研究研讨会”的美国哲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第一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20和30年代，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一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高质量的原创著作。第二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40和50年代，他们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教学，并继续发表分析哲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多年来，分析哲学一直被称为“科学哲学”,大意是指科学的哲学。它经常被批评为“非哲学”。然而，分析哲学改变了哲学讨论的风格，并使形成一种足以以可理解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和论点的语言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