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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位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艾若和书画艺术家林凡,91年时参加了一次诗僧齐己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同道共发宏愿,于一年半前开始搜集撰写《中国历代僧诗集注》。尽管尚在进行之中,据说已达五万首;稍加注释,字数已逾千万。这虽不能称作诗海,但称作诗河、诗的巨流终究是当之无愧的。可见佛教诗歌在中国诗歌中的比重之大,也可见佛教诗歌之可开发尚在初阶。《禅诗今译百首》已经出版,现应买不到书的读者之要求,再选载两首及著者的自序。读者见仁见智,不妨评点。圆澈法师文辞简约、笔墨苍劲,为本栏赐来一篇“禅门诗话”,十分耐人寻味。如果十方大德、各界骚人有此雅兴深意,本栏愿继续提供版面,以飨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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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哲学流派学案》是由辛冠洁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的一套比较系统全面的中国思想史的资料性学术汇集,共分《先秦学案》、《两汉学案》、《魏晋南北朝学案》、《隋唐学案》、《宋元学案》、《明清学案》和《近代学案》等部分。全书预计约一千五百万字。关于《魏晋南北朝学案》,已于198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1985年9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了第二次编纂工作和学术会议。《中国历代哲学流派学案》的其它部分也将陆续展开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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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新泰市委书记王尹成主编，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东新泰历史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杞文化与新泰》一书，已于2000年6月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这是1999年10月在新泰召开的“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新泰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一本50万字的文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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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教学、教材的角度认为《诗》不仅应当让人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但孔子这种强调诗的教育作用的思想被后世文人加以引申阐发,成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儒家诗教原则得以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儒家文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为实现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历代文人探寻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并付诸于创作实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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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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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天台宗僧慈云遵式《注肇论疏》通过将僧肇《肇论》中的般若圣智诠释为“般若真心”,将二谛说与般若鉴照诠释为“二谛互具”“遮照互具”,以及以“一心三观照一境三谛”来诠释僧肇《般若无知论》与《涅槃无名论》,从而以天台宗思想异质化地诠释了《肇论》。这不仅是遵式对僧肇思想继承与发展中的宗派意识体现，也是历代注解《肇论》者普遍采取的方式，是中国佛教文化圆融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儒佛道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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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面临全面转型。在新的知识分类和学科规制中，《诗》学被摒出哲学门外、划归文学门类，独马一浮明确地把《诗》学置于六艺之学最为本始、最为枢要的位置，认为“诗”是六艺之本、六艺之总、六艺之先，并第一次系统性提出“诗教主仁”“以诗说理(以诗说法)”“以感为体”等命题，阐发了《诗》学的本体、功用和从体起用的内在原理，揭示了《诗》学在中国哲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和地位，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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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佛教,因缘深长,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据考证,在唐代前后我国茶业的兴盛发展阶段,茶产区主要就集中在佛教盛行的寺庙附近。僧侣种茶,四川蒙顶、河北仙人掌、庐山云雾、武夷岩茶、黄山毛峰、普陀佛茶等一大批名茶,都由寺庙众僧创制。浙江天台国清寺还是中国茶叶东传日本的发源地。“自古高僧爱斗茶”,佛教崇茶,历代通晓茶事的高僧不乏其人,如唐代诗僧皎然即是一位有名的茶僧。皎然(?～785),名书,字清昼,俗姓谢,系南朝谢灵运十世孙,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在唐代诗僧中,皎然的文名最高,文章隽丽,诗风清淡轻松,常与颜真卿、韦应物唱和往还,传世的除诗集《皎然集》外,还有诗话《诗式》,在诗专著中享有一定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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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诗属于山水田园诗创作范畴,可以分为文人山居诗和僧人山居诗两类。文人山居诗多用于抒发山水之乐、隐逸情怀;僧人山居诗则多用来表现山居修道的禅悦体验,传达苦空无常的佛教义理。僧人山居诗是随着僧俗交往的密切,在文人山居诗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自中唐以来,历代禅宗典籍中保存了大量以"山居"为题的作品,山居题材为僧诗所常见。到晚明,随着佛教的"短暂复兴"、居士文化的繁荣,僧人山居诗创作出现高潮。晚明"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都有大量诗作留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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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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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惟讷的《诗纪》，是史上第一部旨在网罗一代文献之全的总集，但对其编纂的具体过程及体例特点、历史贡献等，学界的评价是不够的。其对唐前诗歌的辑佚整理，不仅开风气之先，更为后来的“全集”整理提供了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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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所编之《金刚经集注》，是众多《金刚经》注本的集大成之作。但明清以来，由于对其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情况梳理不清，致使该书的载录存在诸多混乱。经过对有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勘，可以判定该书的版本演变过程为：南宋杨圭编纂有《金刚经十七家释义》，朱棣《金刚经集注》即以该书为基础辑录其他注文修订而成，后洪莲又以朱棣《金刚经集注》本为底本进行重刊，这就是署名洪莲编的《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或称《金刚经注解》）。朱棣本中所辑之注家，并非如传闻所说的百家或五十三家，实际上仅十八家而已，即在杨圭本十七家的基础上，增补了李文会一家。后人对朱棣本成书过程之误判，与杨圭本、朱棣本、洪莲本版式之编排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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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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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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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