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阴骘文》

道教书名。简称《阴骘文》。以文昌帝君降笔(即扶乩)的名义编纂而成。成书年代不详。一说不晚于十六世纪末。文昌帝君全称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或称梓潼帝君、梓潼神。相传为掌握人间禄籍之神,旧时士人多崇祀之。“阴骘”一词原为“默默地安     

仁寿县坛神岩第53号“三宝”窟右壁“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

四川省仁寿县高家乡牛角寨第５３号“三宝”窟右壁刻有一通“天宝八载”的“南竺观记”碑。碑文主要内容是将唐代已出（和未见于世）的道教经籍卷数按“三洞”、“上清”、“灵宝”、“太清”、“太平”、“正一”、“符图”等,分类排列。中国道教从晋以降,历刘宋、北魏和萧梁、北周、隋代至唐初,都有道士将历代所出（或拟出）的道经卷数编目,然而这些经目在现存的《正统道藏》中虽有所记载,但具体内容都已阙佚。该文依据《正统道藏》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就该通碑所载的经目内容作了细致的探讨     

文昌帝君劝善思想探析

文昌帝君 ,是道教的主要神仙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 ,“文昌”本为星宫名称 ,属紫微垣 ,包含六颗星。如《史记·天官书》记载 :“斗魁戴匡 (筐 )六星曰文昌宫 :一曰上将 ,二曰次将 ,三曰贵相 ,四曰司命 ,五曰司中 ,六曰司禄。在斗魁中 ,贵人之牢。”《孝经援神契》云 :“文者 ,精所聚 ;昌者 ,扬天纪。辅拂并居 ,以成天象 ,故曰‘文昌宫’。”《历代神仙通鉴》称文昌帝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 ,中主人间寿夭祸福 ,下主十八地狱轮回” ,足见文昌帝君神位之崇高。据《清河内传》载 :“帝君储精列宿 ,降自有周……累朝咸有大功 ,尤孜孜以忠君孝亲、…     

新绛葫芦庙及其文化内涵

葫芦庙在山西新绛县县城韩家巷西口。据庙内清咸丰九年的碑文记载:“子孙圣母又西殿七星神君地当绛城之中,庙奉石葫芦,俗称为葫芦庙。”同治十三年《重修葫芦庙》碑记中有“葫芦庙居绛城之中,不知创建何时,殿前有六尺许石葫芦,因以得名焉……后殿祀纯阳祖师,西则子孙圣母和七星神君,东则观音菩萨、关圣帝君、二郎尊     

道教碑文的修辞与语篇建构

道教碑文包括碑传、碑记、碑铭、题辞、摩崖等等,既有史传征实之强,又兼文辞精美之善.目前对道教碑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拓片的整理与研究、源流考辨、版本校勘等方面.对碑文中富有鲜明道教语体功能的修辞套式,以及道教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叙事结构上的修辞模式等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运用修辞结构理论和语料库语言 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构成或制约道教碑文语体特征实现的修辞模式.     

试论《阴骘文》的德福观

文昌文化,属于中华道学文化的范畴,是中华道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与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崇拜和祭祖有关的经文善书、医学医术、祭祖仪礼、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宫调建筑,以及民间传说、民间习俗、民间庙会等方面的内容。著名的《阴骘文》,就是其经文善书方面的代表之作。《阴骘文》,全称《文昌帝君阴骘文》,全文六百余字,相传是南宋时文昌帝君“降笔”传出的一篇劝说世人行善积德的劝善文。“阴骘”即指“阴德”、“阴功”,意谓人们的行善做好事不要到处张扬,只阴悄悄地去这实践。此文在过去十分流行,影…     

道教劝善书中的伦理思想及其教育方法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盛行于明清时期的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其中心思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书的书写形式通俗易懂,有劝善文、劝善歌、劝善图说、功过格、宝卷等。这类书籍儒释道三家都有,而道教劝善书因出现的时间较早、影响较大而起了带头的作用,如被誉为“善书三圣经”的善书即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其中《太上感应篇》还被誉为“善书之祖”。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教育的视角以一些道教重要善书为例简要探讨其伦理思想。一、道教劝善书伦…     

天水玉泉观创建、传承及元代《崇道诏书碑》价值探析

天水玉泉观是陇东南乃至西北地区的著名道观,由元代丘祖高徒梁志通于1276年创建,主轴线上的神灵信仰基本与宋德方及其门人构建的"三清、四帝、二后、五祖、七真"这一核心信仰体系一致,副轴线上还有药王洞、王母洞等民俗信仰神灵以及李杜祠、托公祠等官方神道设教的祠庙,充分体现了地域性、民俗性和三教合一的特点。而玉泉观被誉为国宝级的碑文就是元代所立的《崇道诏书碑》,特别是在其四面碑文中的《全真列祖赋》中宋德方为了扩大宣传增强影响力而极力强调全真道的道教正统地位,第一次将东华帝君王玄甫列入全真祖师谱系并断言全真祖师传承始自东华帝君,还构建了一个严密庞大层次分明而异于后世的全真道早期传承谱系。与此同时,天水境内茅峪河畔元中统三年(1262)创建的朝元观实为全真道向西传播进入甘肃创立的第一观。研究玉泉观宫观传承、神灵谱系和极具历史价值的元代《崇道诏书碑》,对于研究全真道早期历史及其向西传播进程,对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和"一带一路"地域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刘安胜与文昌经

早在远古时代,华夏便有崇奉“文昌”之风,那是属于星辰崇拜;自东晋末年,西蜀又出现信仰“梓潼神”张亚子之俗,则是对人的神化。至迟北宋初年,“梓潼神”即开始与文昌星相融合,而逐渐成为全民族的科举、文化之神。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汴京(开封)兴建的太学已设有祭祀文昌君的“桂香祠”(后改称“梓潼庙”)①,就是将梓潼神与文昌星合而为一的体现。北宋民间以至儒林都流传着许多关于梓潼神君“职掌文昌之命”、保佑士子功名的传说,诸如“刘悦登第”、“孙策题”、“元珍梦诗”、“文缜状元”等②。但直到南宋以前,尚未出现将二者合而为一的…     

去巫化与正统化: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巫觋文化,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必须从巫觋文化中摆脱出来,融入儒道释三教文化,同时主动依附封建政权,争取朝廷的封赐,走正统化的道路,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对民间信仰的“去巫化”和“正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去巫化”的主要途径有三条:即给神明编造新的家世、重新塑造神明的形象和披上道教佛教的外衣;“正统化”的基本策略也有三:即争取朝廷的封敕或赐额、尽可能与帝王攀上关系、显灵帮助官兵打胜仗、靖国保民等.论文指出,民间信仰的“去巫化”和“正统化”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必然产物,对于民间信仰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民间信仰的生死存亡.     

道教与六朝山水绘画美学的建构

本文认为六朝时山水审美独立意识的发现,和山水绘画美学理论的建构,都受到了道教包括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山水绘画美学的三个重要命题“澄怀观道”、“明神降之”、“气韵生动”,都受到了道教美学思想“道”美论、“明神”或“神明”的宗教化审美体验论、“生”美观等的影响。     

易州龙兴观现存元明两代碑铭镌文传录补正

易州龙兴观,是封建时代中国北方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考察其历史变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道教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龙兴观遗址现存的《大元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碑补正《道家金石略》所录碑阴《龙兴观正一宗支图》之误、补足失录的“恒产”部分文字,并新传录明代《易州重修龙兴观碑铭》、《重建龙兴观功行之碑》的碑文。 王雪枝,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     

文昌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

根据文献资料 ,至十五世纪中叶 ,朝鲜人已开始信奉文昌帝君。1 392年 ,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 ,建立李氏王朝 (1 392 - 1 91 0 ) ,以“朝鲜”为国号 ,制定了与明王朝和睦友善的邦交国策 ,积极输入汉文化 ,努力发展朝中睦邻关系 ,开创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亲密的时代。 1 393年 ,国都由开城迁往汉阳 (今汉城 ) ,随即在汉阳北部镇长坊 (今汉城三清祠 )新建崇奉道教的昭格殿。世祖十一年(1 4 65) ,昭格殿大肆扩建 ,升格为昭格署 ,成为官方机构。在昭格署的三清殿里 ,就供奉着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 )的神像 ,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等同居一殿…     

文昌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研究

文昌文化不仅在亚洲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也通过不同的渠道远传欧洲和美洲,并且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西海岸,是华人较多的地区。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便可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遗存以及遗风、遗俗,同时也不难发现文昌文化的流传。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有一座“天后庙”,位于天后街125号。该庙主祀海神妈祖,又以关帝、文昌陪祀。其中文昌塑像容貌温良和蔼,面颊无须,身着金色长袍,头戴四方金花帽,右手握印,左手按膝,显然是科举神的形象,只是穿着与国内所见文昌帝君塑像稍有不同。此庙由华人社团三邑会馆(广东南海、番禺、顺德,附三水、清远、…     

从湖南的一般庙宇看道教的功德成神观

众所周知，道教的神是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大尊、道德天尊等神尊。因此，道教几乎所有的“十方丛林”和著名宫观均供奉有上述神尊，如果没有供奉“三清”、“玉皇”等主神，似乎该道观不为丛林，或格局正待完整，不然为小庙（即子孙庙）。这种情形亦成为道教丛林宫观一种习惯或说是道教丛林一种规范和模式。在湖南的一些庙宇中，除祀奉一般道教神明外，还有一些庙宇供奉着地方神祗。这些庙宇将人们自发的信仰观念及民俗文化与道教文化交织在一起，反映道教功德成神的特质。现将主要的和有一定影响的这一类的庙宇简介如下，以便分析它与道教…     

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际存在有“三清仙境”信仰、“三宝神君”信仰、“三洞真经”信仰与“三清尊神”信仰等几种不同的信仰形态与内容。因其皆与道教的“玉清”、“上清”、“太清”等名号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可称为广义的“三清”信仰。这种信仰的具体形态与内容,在历史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先后相续,几经演变,最后才定型成为“三清尊神”信仰,成为宋明以来道教各派奉祀的最高尊神。本文试就道教“三清”信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及其宗教内涵作一学术性的探讨与研究。     

内丹学在宋代思想史上之意义

本文以内丹学在宋代思想史上之意义为题．试图透过对宋代道教的时代特征的分析,以探索道教与时代的关系。文章通过“内丹学的思维特征”、“内丹之心统性命”、“内丹的自我超越”等三个命题的讨论,认为：道教发展至宋代,孕育出了内丹学。宋代内丹学不断地追求自我提升,以达到自我超越,复归于生命的真正本源,并自觉认识到与传统养生学及炼丹的区别。作者将此称之为“内转”,且指出它与宋代的文化趋势一脉相通。     

四川道教摩崖造像概况

一、四川道教与石刻艺术广汉县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巨大铜铸神像(高约2.8米),确证早在蜀王杜“宇时”(相当于商末周初),蜀地已形成高度的神灵信仰。巴蜀人祭祀“三皇”,“五方龙神”;蜀“开明王朝”有“五色帝庙”。巴蜀巫师使用着示意“符箓”,一种吉祥图画的“巴蜀图语”。蜀王铜印上有祖妣祭酒图像。约在公元一世纪,张陵(34—156)用“黄老之学”改造古代巴蜀的“五斗米道”为天师道,道教正式建成。考古遗迹有:简阳县岩洞石壁上刻有“汉安元年”(142)“会仙友”三个大字。芦山县“建安十年(205)〈樊敏碑〉提到了“米巫”。“熹平二年”(173)的〈米巫祭酒张普碑〉记载了“道正一气”传教情况。张陵在四川建廿四治教区。张鲁在陕西南部建立     

宋代民间驱邪活动中的道教驱邪者

在宋代民间驱邪活动中,道教驱邪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宋代社会中的驱邪者进行分类后发现,道教驱邪之人或者是使用道法进行驱邪之人在宋代民间社会中较为活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道教文献中对驱邪之人训诫内容的丰富.而且特别是宋代道法思想发生变化之后,道教文献中对于使用道法进行驱邪之人的要求变得日益严格,不仅要求施法之人做到“道法相符”,更要求其在修炼法术的同时“修身诚意”.这样的一种转变,是道法思想成熟的表现,也与宋代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道士进行驱邪活动,不仅是为民除害,更是自身“欲功行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成为道教在民间社会传播的一种方式.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等北大核心SSCI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 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宋代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包括从礼典到实践、从普通的祈拜到含有政治意图的禀告等各个方面。这既是宋代礼制发展的特点,也是儒道二教融合的体现。由于宋代国君的多方扶持,道教在宋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与国家对道教的扶持态度相对应的是,道士也积极参与国家礼制。从道士参与吉礼、嘉礼、宾礼、凶礼的史实可以看出,道教正努力融入国家的各项礼制中去。在道士积极参与国家礼制的同时,道教宫观和道教仪式等,也在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与老子哲学 姚婕在《日本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西田几多郎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纯粹经验”是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纯粹经验”即主客不分的状态。由此,西田进一步引申出“真正的宗教觉悟,并不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抽象的知识,也不单纯是盲目的感情,而是自己悟得存在于知识及意志的根基里的深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