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性的变奏与个体化社会的兴起——乌尔里希·贝克“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理论述评

“风险主题”和“个体化主题”是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两个重要论题.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前者,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后者.有鉴于此,本文以贝克夫妇的《个体化》一书为基础,详细介绍了贝克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理论,并分析了其理论意义与局限.     

“最美现象”的伦理价值

"最美现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内心对社会风尚和价值的一种企盼,对社会道德和良知的一种期许。"最美现象"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蕴含了丰厚的伦理价值。"最美现象"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要求,引领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取向,彰显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自觉。     

也谈社会公共伦理——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

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社会伦理”辨

社会伦理是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的关于社会自由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伦理是与个体道德相对应的范畴 ,凸显的是伦理道德的客观性方面。社会伦理还是一种研究的方法 ,强调以客观的态度研究社会伦理道德现象     

生态伦理对“现代性”道德的超越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探究中,生态伦理要么镶嵌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成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遇到一些违背常识的困难;要么成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被指责为个体牺牲自己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生态伦理只有超越"现代性"道德,才能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互为补充,获得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及其深层意蕴.     

辩证的“个体性”——谈实现社会凝聚的可能

家庭分离、社区共同体弱化、社会合作减少、人际关系淡化、社会道德缺失和诚信衰退、个人无安全感和焦虑感增强,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藏匿于其中的各种风险,对社会整合构成强大威胁。学者用"社会凝聚"这一概念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与"个体化"相反的构想。通过对中国"个体化"现状的考察,并结合贝克等学者的"个体化"理论,探讨"个体化"社会再次实现社会凝聚的可能性。     

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看陆九渊“心即理”的伦理意蕴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的本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全球伦理"的可能与现实

"全球伦理"问题是近年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理论热点,是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基于"可能性"的讨论是一个必要的理论逻辑起点,但各家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体现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但大多数都未能从伦理与道德相区别的意义上加以思考和立论,使之对"可能性"的理解和把握中概念含混,意义不明.本文从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入手,认为"全球伦理"与"全球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提出应从"伦理可能"和"道德可能"的区分上来把握"全球道德/伦理"问题,以期使这一问题获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及其理论得失

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它成为调节和改善西方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特别强调自然满足与道德之善和谐相生、个体快乐与普遍幸福共同实现、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互依互存及道德评判标准多元融合(行为、效用、品格)。这是可供当今中国建构道德共同体参考的理论资源。因而,研究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及其理论得失,对当下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建构及公民道德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利他主义新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论题。由于传统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高尚美德以个人的自我牺牲为前提,从而陷入了道德与利益的伦理困境,难以说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当代利他主义研究表明,利他不仅仅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利他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利己。利他主义的新理念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试析达尔文“道德选择”思想

本文认为达尔文思想中隐含有与”自然选择”相对的”道德选择”概念.达尔文的”道德选择”概念指的是同时具有利己的个体本能和利他的社会性本能的人所做出的一种以群体福利为价值目标或善,在特定社会舆论的作用下发生的对利己与利他这两种相反的行为动机的自觉抉择,它是人的社会性本能能够发展到良心的关键性步骤.达尔文思想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为这两种本能或情感找到了”自然选择”的基础,即从自然选择论出发来解释这两种相反的感情的起源.自私这一面可以用”个体自然选择”来解释,社会性本能可以用”群体自然选择”来解释.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达尔文的群体自然选择思想,因而忽略了达尔文思想中所隐含的”道德选择”思想.     

论底线伦理的“后退”与信念伦理的“缺乏”

中国社会当下的道德现实警示我们,底线伦理正在呈现"后退"之势。同时,由于社会超速世俗化和市场化所致,却又"缺乏"信念伦理。若无坚实而清晰的信念伦理的支撑,底线伦理的"后退"就难以避免,最终也将无法维系和坚持。信念伦理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类型学,狭义的信念伦理是指在一般伦理领域内,与(传统的)美德伦理、规范伦理、现代分析伦理(或"元伦理学")相较而立的伦理(学)类型。它以信仰或信念为终极道德目的和最高行为规范,以道德或伦理的理想价值(或韦伯意义上的"目的性价值")为终极道德伦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借助于道德文化传统的理想范型、道德先贤、道德典范或道德先进的范例化(examplification)或道德类型学(moral typology)研究,阐发、论证和确立一整套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和伦理学基本理论。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群己权界”中的道德权利与伦理秩序

道德权利理论不是伦理学中的固有论题,其近几十年的兴起是缘于维护个体利益的需要。而带来的难题是,哪些道德权利必须保护,道德权利不可僭越的边界又是什么。通常采用的以静态的、原子式的方式抽象地分析道德权利,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联讨论的方法,不能解答以上问题。对此,“群己权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因为个体的“道德权利”与群体的“伦理秩序”处于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中,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共存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统一体中。伦理秩序必须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尊严权等基本道德权利,而道德权利也不能冲击伦理秩序的有序、和谐和公正原则。此外,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允许道德权利的边界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在特定时期、非常状态下,个体的道德权利受到一定限制,而要保证伦理秩序的优先性。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伦理咨商的道德治疗功能

作为一种实践智慧,伦理学不应该是玄思晦涩的抽象理论,而应该切入生活世界,为道德实践提供合法性说明和价值性指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道德实践不应该只是合目的性的行为,它需要伦理理论就其具体情境中的选择难题和价值期待释疑解惑。伦理咨商是通过对话方式,力图将伦理理论的真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适宜性结合起来,为道德主体解惑、去苦。伦理咨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治疗,这种带有个体特殊性的道德治疗活动与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治理举措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