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原道》篇写作时间新证

韩愈《原道》篇是研究韩愈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研究宋代儒学亦必溯源及此。《原道》篇的写作时间至今未能定谳。韩愈发扬儒道的思想确立极早,他的道统论在其入汴、徐幕时趋向成熟,但其时并无著书传道的条件。韩愈在任四门博士期间,大力奖掖后进,热衷于传道解惑,这是他著书立说的绝好时机,《原道》篇正是作于这一时期。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与李翱《复性书》的写作时间均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一念逾新罗刹那含永劫——苏轼《百步洪》诗赏析

赵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宋代儒学的复兴是宋儒“援佛入儒”的结果。佛教对宋代的文学也有巨大的影响,这表现在许多文学家具有较深的佛学修养,苏轼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宋儒孟子观述论

在儒家的圣殿里，孟子踞于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座席上，但如此显赫地位乃是被逐渐抬高起来的。《史记》以盈、苟合传，《汉书·艺文志邮《孟子》置于“诸子略”，可见秦汉学者只是将孟子当作有影响的大儒，视《孟子》为子书，而绝非以圣人圣典的眼光来仰视盘子其人其书。唐代韩愈始崇信孟子，他撰《原道》而以盘子为儒家“道统飞的摘传，又认为唯“读孟何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读苟》），将研读《孟子》作为入圣的木二法门。五代时的后蜀主孟籍命毋昭裔楷书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宋太宗艾…     

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宋学追求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机,推动着汉学型"周孔之教"向宋学型"孔孟之道"的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 ,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百年中 ,随着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论语》一书的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纵观百年《论语》文学研究 ,就散文艺术而言 ,研究者就其语言艺术、人物描写、文体特征、艺术风格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 2 0世纪的《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作了简要梳理 ,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了评说与前瞻。     

浅论"河汾道统"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学说为其主流思想.在儒家内部,"道统"起着划分哲学思想与学术派别界线的作用,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河汾道统"说在北方影响甚大,它促成了北方儒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错误地提出王通及<文中子>为伪,所以使得流传千余年的"河汾道统"说在责伪声中湮没,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哲学史上的笑话.其实,"河汾道统"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上继韩愈,下启朱熹,对儒家发展和传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对"河汾道统"说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哲学和史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梳理中国哲学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儒家思想发展的主动脉.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原道书院成立 学者座谈回应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3月28目,原道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主办者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书院建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书院门上有陈明撰写的门联:"翠湖有雨吟洙泗,云过西山诵舞雩"。陈明介绍,"翠湖边,西山下,这是地望;洙泗、舞雩都是儒家符号。选择舞雩二字,一方面有对夫子‘吾与点'之境界的向往,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则是有对天之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敬,也可以说是对大陆儒学的宗教学话语范式的呼应吧。"李明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其学术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学、康德哲学和伦理学为主,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等书。2014年12月,他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表达了对"大陆新儒家"说法的不认同。他指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此外,他也不赞同"大陆新儒家"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在原道书院成立当天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纷纷发言回应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现将座谈会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论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及其历史意义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 ,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 ,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 ,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韩愈倡导的儒学文化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 ,韩愈站在维护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立场上 ,排诋异端 ,攘斥佛老 ,成为后世儒学革新的动因之一。其次 ,韩愈对儒学基本精神的阐扬 ,以及对儒学精神传承脉络的爬梳 ,揭示了一条中华文化的发展主线 ,启迪后人。在儒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中 ,韩愈突出对心性论的关注 ,开启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韩愈以后 ,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 ,发挥儒学奥旨 ,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韩愈着重发掘儒学文化的基本精神 ,不为章句训诂之学 ,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