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诠释:“道不可言”能走多远

"道不可言"是古今《老子》诠释的主流倾向,然而却与《老子》"五千言"这一文本事实直接冲突,两千年的《老子》诠释史始终无法摆脱"不可言—不得不言—唯恐陷溺于言"的纠结。为了维护《老子》文本及相关诠释的合法性,诠释者们往往不得不转而承认存在特殊有效的"道言",另有学者则更进一步,基于马王堆帛书文本和思想逻辑的考虑,建议将"道可道"章第1节(第2节仿此)重解为"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但是,这种"有违古训"的倡议非常弱势,近年来,更是遭到李若晖基于朴学式考据和"恒不可言—常可言—恒常相似"义理架构的强烈阻击。为此,有必要以"归谬+疏导"的方式批判传统主张,展示"《老子》之道可言"论的逻辑力道,以便《老子》学界更加自觉地向"究竟应该如何言道"转移其注意力。     

严遵释老的文本结构、解说体例与阐释方法——以《老子指归》为考察对象

《老子指归》是西汉后期解释《老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者严遵尊崇老庄而又精于易学,会聚众书而成《老子指归》,释老风格颇为独特。在文本结构上,《老子指归》以德经四十章为上经,道经三十二章为下经,其分章契合于天地阴阳之数。在解说体例上,《老子指归》采取义理式的诠释,而非训诂式的通达文义,其概念分析具有明显的哲学意蕴。在诠释方法上,严遵依循老子要旨,以"道""德""神明""太和"贯通全篇,体现出体系性、融贯性的诠释方法;并援引《庄子》《周易》中的语言与思想阐发《老子》,运用了跨文本的诠释方法。严遵在对《老子》思想进行体系化诠释的同时,显现出其自身思想的体系化。     

《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

《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从“明道”到“明性”——焦竑《老子翼》思想阐释

焦竑的《老子翼》以明道为目标展开对《老子》的阐释,在此过程中,融入了对性命问题的关注,可说其究竟之意图在明性。焦竑的《老子翼》,着重对道、有与无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思考,以此贯通他对自然、无为等《老子》之重要概念的理解,并因而形成他的即有以求无而终归于有的诠释理路。通过对无的吸收,实现对有的深化和转化,获得真实、恒常之有即道与性。焦竑作《老子翼》,其目的也在于,在维护儒家之有的立场上,吸纳来自道家老子之无的智慧。     

读北大简《老子·下经》首章

北大简《老子·下经》首章,即今本《老子》开篇之"道可道"章,出土简帛本与传世本在断句上存在分歧,各自成说。这关系到《老子》文本的演化,而马王堆帛书本与北大简本可能是传世王弼本、河上公本等的前身。而"玄之又玄之"衍一"之"字,不可与"损之又损之"等量齐观,更与重玄说无关。     

重构与逆构:王船山《庄子解》的两个诠释向度

构建一个儒家化的庄学体系是船山晚年解庄的根本目的。为此,他在《庄子解》中首先提出在庄学与儒学两个方面皆具亲缘性的"浑天"说作为庄子思想之根,进而借此诠释《庄子》文本,化解庄儒分歧。通过分析"浑天"视域下的"寓庸""随成"以及"能移""相天"等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发现《庄子解》中并存着两种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的诠释向度:一是重构,这表现为船山对庄子之学的儒家化改造;二是逆构,即在重构庄子之学的过程中,庄子的某些思想又反过来得到了他的称许和接纳,并藉此参与到了其庄学体系的构建之中。船山和庄子思想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关系昭示我们,包括《庄子》在内,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常通过其对后世诠释者的思想逆构作用展现出来。     

“章门弟子”缪篆对《老子》之“道”的诠释

近代章太炎学派的道家研究是同时代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学术高峰,"章门弟子"中的缪篆尤以治《老子》命家,但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缪篆其人其学近乎湮灭不闻。通过考掘和整理缪篆的《老子古微》、《显道》等有关著述,可知他以体、相、用的逻辑层次来阐发《老子》之核心理念"道"的意涵,对老子学说与先秦法家的关系作出合理辨析。缪篆以后世相关文献印证于《老子》,兼借鉴佛理以释"道",在《老子》研究领域上别开蹊径,可对学界有关争议问题提供借鉴,亦可作为反思中国近现代老学研究中某些诠释偏失现象之参考。     

论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多数学者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经常会特别关注老子提出的"道",着重于老子关于"道"之根源意义、形而上的探究;因而学界中以思维方法探究《老子》思想,属于较少的研究进路;而在探讨老子之思维模式的研究中,多会关注到老子的"辩证思维",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所以有学者直接以"正言若反"作为《老子》的思维模式的特色。不过,这些论述较不容易突显《老子》既探究天道、也分析人事的思维模式。在此以"思想单位"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讨《老子》的思维模式:首先,还原《老子》文献可能想要回应的问题,归结出老子经常回应的四个问题,即"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修养自己?"、"道是什么?"和"要怎样处世?"等;其次,藉由情境构作、情境处理老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说明老子不仅重视探求宇宙的根源问题,更关怀人如何面对环境、如何处事的问题;最后,通过分析《老子》中关于"道"、"人事"的"思想单位",说明老子思想隐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以《内篇》参观之——王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

作为其庄子定位论的重要内容,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是通过对《庄子》各篇进行文本辨伪和思想澄清来完成的。在他看来,《庄子》全书只有内篇和杂篇之《寓言》《天下》为庄子所作,内七篇意皆连属、别为一宗,是庄子思想的系统表达,《寓言》《天下》二篇则为其书之"序例";除此九篇,其余皆为他人作品。为廓清庄子与后学的差异,船山以"浑天"为终极视域,参照内篇的思想要旨和文本特点,逐一疏解了纯驳相间的外篇和博引泛记的杂篇,并从中剥离出了为老子作训诂者、黄老、形名、乐死、养生等非庄子思想。他对庄子思想的重构,正是以内篇为基础,通过批评外杂篇中那些偏离庄子之旨的作品,同时表彰那些发明庄子真义的作品而实现的。     

正反循环与利害抉择——《老子》是如何证成“无为”的?

《老子》如何证成"无为",关乎对其义涵的把握,故仍是一项值得深究的议题。总体上,老子是从"道动"之"返"亦即正反循环的现象中推导出"无为"的。具体有二:一是天道证成,即从天道静作循环之静,推明"无为"的正当性;二是人道证成,即基于对历史上祸福相转的洞悉,向执政者揭示长保自身的利害抉择,以说明政治博弈中的"无为之益"。需辨明的是,人道证成在老子思想中其实更加核心,由此才导致他对天道"无见于伸",过于"贵柔",强调"无为"要能"慎终如始"。这一提法包含了老子"无为"思想中对周人"慎始敬终"勤政模式在东周走向疲敝的反思,有其深远切实的政治洞见。     

论王船山对道家治道的衍解与吸收

力辟佛老以复儒学正统虽然是船山治学要旨之一,但实际上,他对佛道有辟亦有传。不过,他对道家思想并非作纯学术的阐衍,而是站在总结、批判、弘扬、创新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着力,侧重从社会历史生活中审视道家治国理念的功效及其经验教训。他称道老子清静无为、上德不德、守朴弃诈等主张;指责封建"德政""伤入尤多",认为去除僵化的道德教条则"天下自宁";主张为政者"顺物自然而无私",以柔治国;向往"自安"、"自育","胥相各得"的社会理想。以独特的方式吸收道家的治国主张并通过诸多史实验证其合理性。     

从“名”看《老子》的哲学突破

刑名新思潮对礼乐老传统的冲击和挑战动摇了周代政治的权力论证体系,新旧两套系统急需对权力-秩序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或建构,作为秩序建构的工具——"名"的问题就此提出。"名"可用来表征春秋中期以降的社会危机,对"名"问题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诸子的"哲学突破"。从"无名"到"常名"揭示了《老子》对"道"的建构过程,即反对本质是"以智治国"的礼、法符号系统,并经由"无知"开启形上之"道"的建构。《老子》继承了"名"的秩序意义和"德"的话语,使"名"突破了作为权力符号的限制而成为一种普遍秩序,并将"德"的价值意味赋予"道",使之成为价值本体。至此,《老子》将西周以来"天命有德"的思想收束于"道",完成了对前"轴心时代"思想的继承式突破。     

论唐代老学的理论特色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儒道两大家 ,道家的主干则是老学与庄学。所谓老学 ,内涵有二 :一是老子本人的思想学说 ;二是历代学者对老子及《老子》书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诠释与推衍。故研究老学 ,不仅要对《老子》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 ,以求准确把握其思想意蕴 ,更要对历代《老子》诠释过程及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作跟踪探索 ,后者似乎是当今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鉴于此 ,本文在研究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的基础上 ,对唐代老学的理论特点试作分析。对《老子》的诠释始于战国。韩非的《解老》、《喻老》着重诠释了《老子》的治国思想 ,庄子则发…     

论宋代以《易》解《老》的诠释向度——以《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为例

宋代老学在整个老学发展史中凸显出儒、道交摄互通的理论特色,各注家在注解《老子》时,多援引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的文句与《老子》交相训示,研究以《易》解《老》的诠释向度对于我们对《周易》天道理论与《老子》形上思想的交互理解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以此为关注重点,以《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为研究对象,按援《易》阐道之义、援《易》论道之体、援《易》说道之用三部分论述徽宗援引《周易》来构建其道论的思路,对《御解》中引《易》的内容进行阐释与梳理,最终揭示《老子》道性合一的性命哲理。     

《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序

<正>谢金良博士《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一书,以先秦道家有关典籍为文本,从而研治"审美与时间"这一重要而具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显示了其不一般的学术视野、理论勇气与钻研精神。笔者认为,倘欲解读"审美与时间"之关系究竟如何可能,首须证明"道即时间"这一命题是否成立。《老子》有关"天乃道,道乃久(久指时间)"与《庄子》"道无终始"、"与物无终无始"及《审美与时间》有关"时间无所不‘到’(道)"等言说,可证"道即时间"论能够成立。从海德格尔生存存在论说"道即时间",无异于指"存在即时间"。此指"时间到‘时’",即"有待去‘是’"之"当下"、"瞬时",即"现象"。时间审美具"广义"、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论《老子》语境中的“仁”

在《老子》文本中有两种仁,一种是以否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不仁"、"绝仁"等;另一种则是以肯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善仁"、"上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爱民"、"慈"等概念。前者旨在批判与无为之道相悖的儒家之仁,后者才是老子对其仁爱观的正面阐述。老子关于"仁"的思想与其所主张的无为之道相统一的,且根植于他对原始氏族社会的设想,是一种自然的、朴素的、没有尊卑等级之别的仁爱观;同时,老子的仁爱观也是其无为之道在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具体呈现,具有无私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等超功利性特征。老子的仁爱观对我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构建和谐、民主、博爱的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试论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

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最大特点是坚持儒学本位、以仁义释道。其迥异诸家之处是主张"道亦可言道",认为老子所说的道不是常人所说的道。其反映北宋《老子》注家共识的地方是主张有无并重,认为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其注解的最大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心性问题。这可能与司马光不擅理论思辨有关。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有”、“无”之辨——《老子》第一章再读解

<正>《老子》第一章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也可视为整部《老子》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定其所导,"名"("恒名")由此而明其所谓;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自《韩非子》以至于汉魏以降,《老子》注疏之众不可胜数,而诸注之意境则大都可从其对于第一章的诠释判别高下。今以帛书《老子》为底本,参酌世传碑、刻、注本,于前贤思绎之未尽处对《老子》第一章再作申解,以期寻取"众眇"所通而我心所契的玄理之门。或有未当,方家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