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启蒙道德与生命伦理

敬畏生命是人类创始成终的价值基准。但在启蒙时代,这一价值准则受到了理智启蒙的挑战,认识论的生命观和道德观掏空了伦理的生命内涵,导致了理性的道德冷漠和伦理实体的世俗回潮。随着黑格尔伦理化国家理论在历史实践中的失败,启蒙的道德辩证法暴露无遗。启蒙道德的失败,在于它祛魅了生命,导致了生命意义的脱落。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正是在反思启蒙道德的失败中诞生的,它重新将生命与伦理联合起来,让伦理回归到生命的价值本源。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论康德两种理智类型的比较学意义

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个精神生活领域;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种精神能力。进一步研究康德的思想体系,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理智隐含且贯串于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之中。迄今为止,康德对人类精神之诸方面所进行的系统剖析,依然有着经典的意义。如果说,两种类型的理智因其对称性和互补性而具有整合性,因其受到过康德的严格批判而具有典型性,那么,用来作为对理智之分析的一种模型,无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康德的两种判断力 康德为了寻找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三题

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自由与罪恶——康德、萨德与启蒙辩证法

萨德是启蒙道德让人讳莫如深的"同路人",而揭示其与启蒙道德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成为二十世纪激进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这种尝试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聚焦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及其在行为内容上导致善和恶的同等可能性,提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反面同样存在罪恶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德创作的方向,并且其资源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通过将康德和萨德等量齐观这个惊人之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批判西方道德理性和启蒙道德的绝佳切入点,这一主题的极端悖论性则是启蒙辩证法激进性的生发点。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对人的平等尊重

主张罗尔斯式政治自由主义的人认为，政治决定的作出需要建立在所有公民都能合情合理接受的基础上，也就是需要满足公共理性的要求。在这一要求背后蕴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道德基础，就是“对人的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这一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其呈现了综合学说的最低限度内容，因此它能被所有合乎情理的公民共享而超越了合理价值分歧对于综合学说在政治辩护中的排斥。同时，这一道德基础也足以产生实质的公共理性的要求，这需要我们看到真正的对人的平等尊重是一种内容独立而相互承认的尊重。     

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路径选择——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尝试性方案

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分野,使得现代政治哲学面临一系列的道德困境。面对理性多元论事实,罗尔斯自觉放弃了早期正义论的康德式路线,给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中间路线"的方案指涉道德,为解决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是我们进一步理解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评价政治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法国大革命与科学

法国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崇尚理智是启蒙思想的核心,也成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共和国的激进社会阶层的口号。启蒙派认为,人类理性的完善与进步,一方面是因为各门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得力于教育的普及。在他们看来,理论(首先是科学的进步)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技术进步,理性的政治制度的确立、道德和品行的完善)都给予决定性的影响,使之合理化,避免偏见、成见和宗教神话。提高科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把科学的理性变为社会、文化和道德进步的决定力量,     

服从与道德的稳定性——大卫·高塞尔行为类型重构的伦理分析

协定道德一直是契约论的主题,然而如何解释人们服从道德的理由而维系其稳定性 ,一直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大卫·高塞尔在承继一种“不受欢迎”的霍布斯传统的 基础上,力图通过行为类型的重构,以一种“有约束的最大化者”来确证服从问题的非政治 性的“道德解”,在实现实践理性与效用最大化的一致性的同时,确立道德的理性基础而抵 御怀疑主义。然而这种区别于“康德—罗尔斯”的解释路径,通过“透明性”的假设来解决 稳定性问题,同样面对如何通过理性测试而克服行为倾向的条件性,以弥补在理性自利与道 德之间的距离。     

孔子之"信"的层次与适用领域及其与当代诚信思想的沟通

孔子之"信"可从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方面来理解.个人生活中的"信"的总的特点可概括为"直",它既是对于社会交往的一种基本要求,适用于非血缘的、身份大体平等的关系类型.也是一种个体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信"由低到高大致可分为"言必信,行必果"、"忠信"和"信义"三个层次.政治生活中的"信", 既是要求政府应通过合理的政策以取信于民,也是要求为政者须具备"信"德.要将孔子的"信"沟通到当代的诚信研究,既要求变革学术界流行的源自西方启蒙哲学的阐释规范,也应分清孔子之"信"的适用领域与层次,并恰当理解经济活动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以《孟子》"怨慕"的考察为中心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