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存在论诠释

海德格尔在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独特的存在论的诠释.他的基础存在论是这一诠释的重要成果.其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诠释居于中心地位.海德格尔把实践智慧诠释为此在揭示真理的根本方式.实践智慧是促使人进行本真的决断的"良知",因此它是人本真的个体化存在的前提.而在决断中,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时机性.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行动的时机性概念中,海德格尔揭示出了源始的时间性--融将来、过去和现在于一体的绽出的当下.     

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

尽管海德格尔从来不谈实践哲学,但他的基础存在论思想却给实践哲学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海德格尔晚年在给理查森的信中说他通过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9卷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洞悉了他一生的一个基本思想,即aletheia(真理)是一个揭示的过程,真理的特征是无蔽,一切存在者的自我显现都属于无蔽.[1]生产(poiesis)和实践(praxis)的区分在对海德格尔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两部著作的上述两部分中起了关键的作用.[2]它们同样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解读

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解读是他阐释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着道德情感、实践理性、实践自由等问题分析了海德格尔在这一方面的解读内容,并且指出海德格尔的解读是定向于存在论的,属于基础存在论筹划,人的存在问题是关注的核心。他力图发掘康德思想中的存在论-生存论的内涵,这反而丧失了原初的伦理学意义。     

伦理之隐匿——海德格尔的伦理学问题探析

海德格尔与伦理学的关系十分重要又颇为难解。在《存在与时间》时期,海德格尔将伦理学定位于与基础存在论不同、但又奠基于基础存在论的"后存在论"之中,在伦理学与此在分析之间划清了界限,从而贬低了伦理学的位置。二战后,海德格尔通过提出"原初的伦理学",彻底否认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而将伦理阐释为更具有原初意味的"居留之所"。无论是将伦理学安置于后存在论中,还是追溯和挖掘出"伦理"的原初含义,海德格尔走的是一条逐渐远离传统伦理学和伦理概念亦即"前伦理"的思想道路。     

以《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为中心看海德格尔的“源始伦理学”争论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严重缺乏伦理学面向。但事实上，从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到中期的《哲学论稿》再到晚期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都深刻地论述了伦理问题。只不过，海德格尔批判了西方历史上一切以“理性人”“知识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而代之以本真生存的存在论的“人道”。《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集中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萨特实存的或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直接指出不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是真正的“人道”必须是“存在论”的。因此，虽然海德格尔自身无意建立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他也反对某种“元伦理学”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他的存在论思想如他自身所言是一种“源始伦理学”。《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道出了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感性的和实践的人的真正本质与尊严，提供了建立现代和后现代所需要的新伦理学的可能性并起到了思想奠基作用。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海德格尔哲学的“伦理学问题”——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的辨析

海德格尔哲学中有没有一种伦理学,构成了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存在与时间》为核心,通过分析此在、他人与常人之间的生存论关系,说明海德格尔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而是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沉沦的分析实际上颠覆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凸显了此在作为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去存在”的在者,归根结底是朝向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既不可能为沉沦的常人世界“背书”,也不太可能为现存的伦理学奠基,他所说的“源始的伦理学”不是伦理学而是“基础存在论”。我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评价和批评海德格尔哲学,但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并不导向一种伦理学。     

美德伦理的道德理由及其基础——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任何规范的伦理学都可被大致区分为道德要求、道德理由以及用于支撑理由的存在论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等层面。作为美德伦理学可资采用的两种伦理学范式,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伦理分别提供了以"最高善"和"道"为宗旨的道德理由。进一步地,前者通过诉诸本性/自然学说和灵魂学说,后者通过诉诸"天命"观念和"心性"观念,描述了相关的存在图景和心灵结构,为各自的道德理由奠定基础。     

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在论比较

尽管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都把共在视为人的基本规定,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在的论述更为详尽,他从家政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视角揭示了共在的诸种具体形态。海德格尔呼吁个体此在摆脱在公众意见中的沉沦,转向独立判断之本真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群众意见,但是他更加关注的乃是卓越个体的意见如何在公众生活中发挥引领作用。海德格尔认为,本真共在之实现有赖于个体此在自主、自觉、自愿和自由地联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唯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理智方面有了心悦诚服,在利益方面有了共存之互信,共在之诸种形态才能通达本真之境界。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两个起点:Endoxa与良好的教养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I.4,1095a30-b9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起点--endoxa和良好的教养.前者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结合保证伦理学可以达到知识,而后者则是伦理实践者成为好人的必要条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得出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认知乐观主义与"实践悲观主义",而亚里士多德以伦理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则提供了将认知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消除"实践悲观主义"的途径.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如果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此前的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此后的伦理学则面临相对主义的难题.在古典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但形而上学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就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言,海德格尔哲学中有存在论而没有伦理学.虽然伦理学面临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却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能够和平共存而作为"底线"的基本规则.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海德格尔为参照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对李泽厚思想转变影响重大。20世纪50年代,囿于各种原因,李泽厚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尚未重视。六、七十年代,李泽厚通过对康德的研究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其思想的转折作了铺垫。作为重要的转折期,80年代,李泽厚逐渐显露出对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兴趣,并且吸收了他的存在哲学来补充自己的美学理论。90年代,李泽厚对海德格尔态度的摇摆,是基于他对当下社会的反思。20世纪至今,李泽厚更加重视伦理学,并更加活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探索人生问题和哲学发展的前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转向并非是颠覆性的,事实上,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和他对海德格尔的吸收和反思体现了他对存在主义批判、发展的历史过程。     

现象学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根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已从“先验现象学”转变为“存在论的现象学”,这就是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这种转向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三个重要发现”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和生存论根基的追问上:1.胡塞尔把意识的意向性作为最后的根据,海德格尔则强调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超越性对一切意识行为和实践行为的意向性的奠基作用;2.与胡塞尔把感性直观作为范畴直观的最后根据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都不具有源始性,因为它们都奠基于此在的“存在之理解”,都只有在生存论的“理解”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3.与胡塞尔强调本质或范畴的先天性不同,海德格尔把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最终归结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别”。     

朝向未来与立足当前——孟子与荀子人性论及其效应的比较考察

海德格尔曾强调指出,一切问题都只有置入时间境域之中加以透视,才有可能透过表象找到认识歧异的根源所在,从而真正把握问题的精髓与实质。(参见海德格尔,1987年,第24页;下引海德格尔文献略人名)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哲学中的人性论,特别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的差异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海德格尔时间观念的借鉴意义1.当前性、现成在场性与人的非本真性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将时间区分为两类: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性与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基和代表的日常状态、科学意义上的时间性。与柏…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再论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

"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超越康德",这句话对于德国观念论、新康德主义以及海德格尔来说都是适用的,但德国观念论是在康德的思想道路上超越康德,新康德主义与海德格尔则可能是在重建康德。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的批评以及与卡西尔在达沃斯的交锋都是源于他们各自对康德哲学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本质上还是由彼此不同的哲学立场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是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康德哲学知性与逻辑的强调,或者是对康德哲学感性、有限性以及先验想象力的重视。不过,在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们思想对话的交汇点,而这恰恰是他们在达沃斯之后可以继续对话的基础。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之喻——由亚里士多德引发的现代思考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目的在己还是在他作为区分实践智慧与技艺的重要标准,但是由于受“技艺”之喻此种潜在思想图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划界并非无懈可击,为后代思想家们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伏笔。马克思提升生产劳动为目的价值,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状态;海德格尔则对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区分作了存在论的解读,以此对应人类自身本真-非本真的生存状态;阿伦特则更加注重和强调行动/实践智慧的政治涵义,以此对抗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基础存在论之此在的有限性根基——基于《康德书》的分析

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进行了存在论的解读。在他看来,康德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出发,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存在论之奠基的进程中,达到了这一奠基的"根柢"亦即作为源始时间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一步将超越论想象力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这表明基础存在论或者说作为此在的形而上学乃是出于此在之有限性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