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论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北大核心CSSCI

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的理解迥异于福柯,因为他借用斯宾诺莎哲学来阐述其生命政治的内涵。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是相一致的,而奈格里则通过对斯宾诺莎的创造性解释,将两者对立了起来。生命权力是超越性的potestas,而生命政治则是内在性的potentia;生命权力是主权权力,而生命政治则是消解了主权权力的诸众民主。在奈格里的解释下,斯宾诺莎的诸众民主由每个独异体的、内在的身体力量集体建构而成并维护着这些差异性的、多元性的身体力量。然而,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斯宾诺莎哲学本身产生了一些张力。     

斯宾诺莎的集体主义

尽管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诸多不同的学派援引，但通过一定的阐释，从他那里可以找到一种独特而有力的集体主义。德勒兹、奈格里和蒙塔格为此提供了有用的论述。这种对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集体主义阐释比对他的多种个人主义阐释更加充分地说明了他对自由的捍卫。不过与德勒兹等人的理解相反，斯宾诺莎式的集体更加偏重于德勒兹所说的结块的一面，而非分子的一面。     

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绝对民主”论的重构

奈格里和哈特对斯宾诺莎的绝对民主概念进行了新的解读,这种民主是超越现代民主的后现代性的民主,和现代民主的根基是不同的。未来的民主应是区分于这种民主的所谓的大众民主。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身体及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的作用

身体与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具有重要的角色作用。身体在福柯权力分析中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出现,为权力的刻画提供了可能,反映了权力技术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反抗权力的可能性,是寻求自由的潜在领域。同时,知识为权力刻画和支配人的身体与生命提供了合理性支撑,而医学作为与身体和生命紧密相关的知识领域,在"知识—权力"分析中承担了作为现代知识典型代表的角色,被福柯用以描述"话语—知识"、"身体—知识"、"知识—权力"的关系,揭示了人的身体及生命如何被纳入到"知识—权力"的领域,并成为规训技术与调节技术的对象。     

主权权力的悬置和复归——论福柯和阿甘本对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分析

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是晚期福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展了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和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牲人(Homo Sacer)联系在一起。福柯通过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解读,指出了霍布斯主权学说中主权权力作为一种代表权力和作为一种战争权力之间的张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战争权力的主权权力悬置了主权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种族战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为借口,将种族斗争话语转化为了一种种族纯洁话语,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话语就滥觞于此。阿甘本却认为,恰恰是主权权力的战争功能实现了主权权力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权为借口,剥夺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权,使之成为牲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彰显自己的正当性。     

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这一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的回溯空间。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理论史的梳理将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及其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鲍威尔、赫斯、切什考夫斯基等的自我意识及其行动哲学,开出的是离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奈格里式激进政治解读

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他深刻思想的独特标志之一。奈格里在不同著作中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方法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即"规定的抽象法"、"历史趋势法"、"实际上的真实"、"主体性的创构"以及"对抗本体论"。这些方法经过奈格里的解读都蕴含着主体的逻辑,显示出政治的、对抗的、革命的特质。奈格里创造了富有特色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政治哲学解读模式,这一解读模式的核心在于发掘并凸显经济学语境中的激进政治话语。尽管奈格里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他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政治解读模式颇具代表性,不乏新意,值得批判考究。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马克思与福柯

在权力谱系的分析中,福柯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而呈现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概念系统的权力形态。福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具体分析,展示了一种具有历史和地域特征的在地化权力形式。这种新型的权力基于特定的空间而展开,并借助于技术化的操作而呈现。它本质上不再是传统的司法权力概念,即一种本质上是规则和禁令式的否定的权力,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肯定性权力。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权力形式分析所揭示出来的唯物主义属性的基础之上,福柯将权力的唯物主义表现集中于身体和生命之上,即一种规训的权力和生命的权力。虽然福柯将这种权力的属性称之为唯物主义,但其“唯物性”仅仅表现为与权力的司法系统相对立,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经济运作关系中来得到合理的阐释。     

哲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重审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的联系,一直是政治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难题。根据当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两种理论路径,斯宾诺莎至少具有两种可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面向:一是斯宾诺莎"理性自由"的哲学,它与推崇"积极自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关;二是斯宾诺莎对"国家理性"的贡献,它证明了斯宾诺莎如何效仿马基雅维利的统治技艺,同时拒斥霍布斯的守法国家理论。基于斯宾诺莎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般看法,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本质上是用纯粹政治的手段来达到超越政治的哲学目的。     

校正斯宾诺莎——德国理念论和法国后结构理论中的斯宾诺莎

自20世纪初叶起,法国思想界就开始持续讨论斯宾诺莎,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了强劲的斯宾诺莎主义。尽管斯宾诺莎哲学在法国的兴起受惠于德国哲学,然而作为反黑格尔主义的典型,德勒兹则通过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以思想和存在的强度重新构造了认识论和主体论,并以此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在法国思想界兴起的"斯宾诺莎主义"的思潮中,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阐释有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摆脱了此时学院派借助以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哲学,重建法国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诉求;另一方面,通过批判黑格尔,他取消了主体在本体论上的超越性,从表现论的角度重新定义人作为力量的本质,从而摆脱了关于斯宾诺莎的理念论传统。德勒兹在呈现了斯宾诺莎对当代思想启示的同时,也预示着法国哲学的理论焦点正在发生的转移。     

反思生命与政治关系的三重空间——对福柯生命政治的一个扩展理解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生命政治”的狭义概念容易陷入生命与政治二元关系的不决困境.但结合福柯早中晚期的整体思考,可以为应对甚至跳出这个二元困境提供一个反思的三重空间:通过批判动物政治并把握政治恰切所蕴含的复杂作用机制,可以使关于生命和政治的知识构造与权力运作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从而呈现出生命与政治的双向...     

权力与革命:福柯的1968

法国1968年5月运动给予福柯行动的机会和思索的资源。他以这次运动为对象和参照,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权力理论和革命理论,回应了人们对“新哲学家”和“新政治”的呼唤。福柯以微观权力为对象,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试图以此探讨现代社会的反抗策略。对于革命,福柯始终怀有极大的热忱,但他在1968年5月运动中的行动表明,福柯在本质上是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者。     

“异托邦”:福柯的空间哲学

"异托邦"是福柯重要的空间批判和现代知识批判概念,可以说这个概念和与此相关的批判方式影响了福柯的一生。通过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基本特征,福柯开启了他将空间哲学与政治权力批判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模式。他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通过"异托邦"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也表征了他不同的哲学领域和哲学思考方式。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之重建

该文认为政治就是以公共权力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游戏;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学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运行规律,而政治哲学则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所形成的是一种正义传统,而它正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天道传统相呼应。中国近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重建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凝视的智慧: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哲学诠释

在福柯看来,医生的任何行为包括观察和诊疗,都会受到因时代变迁、社会变化而革新的知识结构的制约。凝视伴随着不同时代知识类型的变化,历经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大革命时代的医学梦想,国家权力对医学的监控,社会的变革催生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话语,使凝视成为了"他者结构的功能",同时,也使现代医学的凝视迥异于古典医学的观察。临床医学的凝视是智慧之爱与智慧之思的交融,既有科学的情结,又有哲学的玄思。临床医学将所有社会成员作为凝视的对象,实现了国家权力对身体与生命的管治。     

权力主体:在福柯和J.巴特勒之间

对权力主体的分析是解答权力难题的重要参考。对该问题的研究,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朱迪斯·巴特勒侧重于对主体"内部"机制的分析,认为服从机制根植于特殊的精神"回路"之中。福柯的分析则有很强的历史情境性色彩,认为主体的出现及其对权力的运载,都是历史性的。福柯着重强调"外部"环境及其复杂的力量关系对权力主体的塑造。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在主体理论层面虽有传承性,但二者有关"外部"和"内部"的理解差异却代表了权力研究在基础性阐释原则上的路径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