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的新拓展——读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严正先生所著《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一书 ,是近年来经学研究中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作者在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 ,详细地剖析了经学的起源和儒家经典确立的过程 ,并运用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 ,对经学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极大地拓展了经学研究的空间。经学研究是近年来国学研究热潮中出现的新领域。经学是自汉代以来传统儒学的存在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经学思想对于传统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 ,特别是自…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钟肇鹏从孔子到朱子,儒学的发展变化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孔子开始,儒学即表现了善于抉择、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特征,虽然儒家历来祖述五经,宗师仲尼,但每一阶段的儒学都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对儒经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朱熹集理...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探赜

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以鲜明的"尊王"主旨和"不惑传注"的治经方法,开辟了"春秋学"研究的新路径,改变了汉唐治经模式,实现了经学研究由训诂向义理转变的伟大革新,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孙复也因此跻身"宋初三先生"之列。《春秋尊王发微》的用世主旨和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革命,不仅为后世经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更新鸣锣开道,称孙复为新儒学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孔孟儒学历史传承与转化创新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7年4月30日,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实学研究会、青州尧山书院协办的"孔孟儒学历史传承与转化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80余位学者参加了大会。与会专家围绕"孔孟儒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经学思想与全球化视野下的儒家文明"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先秦经学学术编年》评介

<正>作为郑杰文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的最终成果《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先秦部分,刘爱敏、梁涛、曹峰、赵琳四人合著的《先秦经学学术编年》(上、下两册,近百万字)于201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周秦800多年间中国儒家经学学术的发展情况。本书既是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编年体学术史巨著,也可作为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来使用,     

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

本文从治经须以致良知为本、删繁就简及五经亦史诸方面论述了王阳明"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经学观及其意义,并通过王阳明对文中子拟经一事的评价,进一步说明其经学思想的特色.     

隋唐经学文献流变大势管窥

隋唐儒学上继魏晋,下启宋明,气势恢宏,别开生面。它"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家",实为承启之中枢。文献作为思想的载体,其多寡流变能如实地反映出思想发展的跌宕起伏。通过对隋唐儒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类比分析,可以探知其经学文献"理乱、务统、开新"和"汇融"的流变大势,以及隋唐儒学发展的兴衰开合。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

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 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 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大全》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 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 舛误向仍。     

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

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经学典籍虽众,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围绕人而立论,为人提供人之为人的价值观,这在古人那里称之为常道。所以经学是阐释常道之学说,五经元典具有天经地义的法典性质与地位。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铸造,都是经学常道熏陶的结果。     

隋与唐初经学

<正> 一、隋与唐初统一形势对经学的推动和要求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最显著的变化如皮锡瑞所说,经学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的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     

现代场景下的传统儒学——论马一浮的伦理思想

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发生在现代的场景下,但基本内容是传统儒学或经学的;一个是学术内容意义上的,认识到传统儒学的缺陷和西学的合理性,并致力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尝试。马一浮的道德学说虽然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走回了传统儒学,未能涉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应当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说。本文系统探讨了马一浮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做出了合理的价值评判。     

"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

儒家"十三经"何时结集而成,自古迄今,众说纷纭。本文通过考察,发现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已经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刻入石经,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结集过程。《孟子》之刻入石经,标志着儒学从"尊经重传",到"尊经重子"传统的转变;也预示着儒学从重视"经学"到重视"理学"的时代的来临。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的儒学话语是在清末经学解体以后,经过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学”,它同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本文考察了清末经学解体和儒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试图从晚清的汉家、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步步演进,来揭示新学对经学的渐次攘夺和全面置换的学术史图景,以说明经学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转型的急迫性,以及多种存活可能性之探寻的复杂背景,从而指出了史学的路向和观念史的模式在本世纪的儒学研究当中常相抗洁的根本性缘由。在描述了儒学形态发生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之后,对当代新儒家的观念史取向和向哲学学科凑泊的必然性,做了同情的诠解,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对的困境。     

重新确认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自西汉中期封建王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居于正统地位之后,百家之学逐渐失去了显学地位,汉初一度处于主位的道家(黄老)学说也逐渐被淹没下来,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百年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经学已经解体,但是“经学正宗”思想的影响还在文化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有些人总喜欢把儒学视为中国     

《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简介

<正>向世陵主编,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分《基本理论卷》、《儒学复兴卷》和《理学体贴卷》三卷,共104万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结项成果。该书有别于一般经学或哲学研究,突出儒家经学自身的变革和经学内在的哲学思维的生长,涉及宋代经学哲学的历史考察、思想变革和哲学理论创新等多个方面。三卷互为首尾,共同     

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

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儒家的复兴在于儒学的重建.儒学的当代重建必须在当代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进行,才能顺应当代的生活、而避免原教旨主义.这就需要对儒学史进行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儒学三期"说.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