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

韩国朝鲜时期(1392-1910),是儒学非常兴盛的时代,五百年间,名儒辈出。此间有过几次关于儒学理论的大辩论,"无极太极"之辩就是这时期性理学史上第一次论辩。这次论辩从本体及工夫两个方面,对"无极太极"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突显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它对后来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韩国朝鲜时期(1392-1910),是儒学非常兴盛的时代,五百年间,名儒辈出。此间有过几次关于儒学理论的大辩论,"无极太极"之辩就是这时期性理学史上第一次论辩。这次论辩从本体及工夫两个方面,对"无极太极"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突显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它对后来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朱陆之辩的哲学实质──兼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

朱陆之辩是一个延绵达八百年之久的学术大公案,其所辩问题,有无极太极辩、人心道心辩、天理人欲辩、为学之方辩、虚实义利辩、告子辩、禅学辩、道统辩等等。从所辩内容上看,几乎涉及到宋明道德形上学①的主要核心问题。朱陆之辩以及围绕着朱陆之辩所展开的学术论争,构成了朱陆以降至元、明、清诸代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把握了这条主线,这一时间跨度较长时期内的哲学理论分野以及这一时期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朱陆之辩,也并不局限在中国儒学范围内,它也伴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争论,传播到了古代的朝鲜和日本。朱…     

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

"四端七情"之辩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理气心性之辩,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自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和李栗谷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安身立命与成己成物——“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2月5-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9"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滕文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韩国高等教育财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论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

儒学特别是儒学之"道"能否称得上哲学?这是中外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哲学作为"类称"的本质规定有两个方面,即探讨宇宙人生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和人最根本的价值理想,而儒学之道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由此表现了哲学的自觉和个性。儒学之道这两方面的意义是围绕"性与天道"而展开的,同样讨论和回答了康德的四大哲学问题,只是其理论旨趣与后者有所不同。本文论证了儒学之道既具有与西方哲学同样的哲学品格,又有着不同于后者的个性。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论来知德学术根柢是太极之学

长期以来,学界较多注意到了来知德的易学贡献,却少有人关注和阐发来知德的儒学思想,遑论来氏学术的整体逻辑。事实上,来知德首先是一个儒学理论上颇有自得之处的大儒,其次才是卓有建树的易学大家,而贯穿其儒学和易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太极之学。来氏太极之学以理、气、数三概念为基础展开哲学建构,简言之,理为本体,理不离气,有气则有数,理气数结构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太极之学进入来氏儒学论域,既以理、气、数解释宇宙、社会和人生,又以理气存在论为基础展开理欲之辨,进一步提出格物克己、躬行明德的修养方法,并指出天理流行境界为修养归宿。太极之学进入以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和来氏义理易学为基本构成的来氏易学论域,太极之理成为来氏义理易学的目标和归宿,太极之气成为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的基础,太极之数(象数)成为来氏易象学的建构基础和基本内容。而从思想渊源看,来氏太极之学整合并发展了邵雍太极观和朱熹太极观,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承千载华夏道统,启百年儒学复兴。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及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来自中、日、韩、美、加、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再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析论

在众多主张儒学发展的论说中,"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学术界多年来关注较多且又尚存争议的话题之一。通过对杜维明有关儒学发展的五个步骤、面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尚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应予澄清的两个误解以及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诸多论题予以梳理和解析,可以窥知杜维明儒学发展观的学术理路和实践诉求,为探讨儒学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评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当前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本文指出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此三者,本文提出了"三正"之说: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合称"三正"。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